最早结识我的导师傅治同先生，是1978年3月31日。那天我的母校邵阳师专来了四五个老师到我当时工作的学校武冈三中听课，其中最年轻而又最富帅气、说话温文尔雅、脸上始终带着盈盈可掬的亲切微笑的便是傅先生。大概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想从邵阳市所属各县城中学选调一批到邵阳师专任教的老师吧。嗣后便先后有古典文学教研组长匡蔚群先生、师专党委副书记王兰凡先生找我谈话，希望我就任该校汉语科教师。我其时38岁，正值“上有老，下有小”、驽马抗轭的艰难时期。且妻儿5口皆为农村户口，而自己知识浅薄，原本师专毕业，岂敢登大雅之堂，是以明确不二地谢绝了母校的好意。现在回想起来，这种不识抬举的行为，实属一个天大的错误。它使我失去了可以在高等学府方便地向周围的大匠宗师们——特别是我后来念念不忘、仰之弥高的傅先生学习的好机会。
    我从小爱好写作，这是事实。似乎是从电影评论开始的。从70年代到80年代的近20多个年头里，见诸报刊的文艺评论之类的文章大约30 来篇。自然非常留意这方面的大作，尤其喜欢看我所认识的大师的作品。待我从《名作欣赏》的刊物上读到傅先生先后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恐俺小姐有许多假处——谈〈西厢记〉中莺莺的作假》，一篇是《世相与人心的真实写照——评〈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之后，自愧弗如，向来沾沾自喜的成就感从此便消失殆半。
    “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毛泽东：《实践论》）。我虽心性豪纵，但有自知之明。通过细细的比较与思考，终于悟出此中的奥秘：先生的评论文章之所以不同凡响，具有打动人心的强大力量、闪射逗人的艺术精光，除了选题、命意的独特性、语言的准确、鲜明性和妥帖排奡、硬语盘空的风采之外，还有三个重要原因：
    一是知识的含量。先生《谈〈西厢记〉中莺莺的作假》一文，光是作为论证或论据引用的材料就先后有恩格斯、莎士比亚、白居易、刘鹗、金圣叹等6位宗匠大师的格言名句，足见其知识阅历之广博。根基深厚方能左右逢源，拿得出真知灼见来。谁都知道，没有这项“博览群书，为我所用”的过硬的基本功，是断然难以写出令人产生相应的心灵律动的评论文章来的。
    二是探究的深度。先生在评价人物时，很注意与人物的典型环境及其典型性格结合起来，并由此揭示作品中人物的时代意义，因而能够令人信服地说明：《西厢记》中的莺莺“从一个幼稚的贵族小姐成长为一个封建礼教叛逆者”的必然发展过程；而《范进中举》中的范进这个科场乞丐、人性异化的儒生的可悲命运则是因“充满市侩的两面派本质和趋炎附势的卑污心理”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社会之病态”造成的。
    三是求新的魄力。诚如先生所说，他的学术论文“确实是有所感并且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而发的”，“都有自己的见解，并非人云亦云”（《治同文存续编·自序》）。《西厢记》中“赖简”的一折是莺莺做假最为突出的地方，也是研究者众说纷纭之所在。有的研究者甚至据此断言“莺莺有二重性格”，认为在这里“表现了她的动摇性和妥协性”。先生不苟从此说，但又不咄咄逼人，而是平心静气地通过入情入理的剖析，说明莺莺这一次的装假，“正好真实地表现了崔莺莺是一个性格矜持，遇事能以理智控制感情，有主见、有决断但仍然背着因袭重担的贵族少女。”“求新求异”既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又是一种冒险的尝试。需要思想，需要见地，更需要挑战的魄力。没有积淀的知识和醇化的智慧，就很可能蹈入贻笑大方的陷阱或弄巧反拙的泥淖。对此，我深有体会。
    先生的著作20余种。其中《治同文存》和《治同文存续编》都是在胸部装有起搏器的病态中完成的。一个学者的崇高而伟大的精神品质由此可见一斑！榜样的伟力是无穷的。因敬佩之心而产生的强烈的学习愿望自此成为支配我继续前行的强大动力。在先生的鼓舞和激励下，我的文艺评论方面的两本集子（《文艺天地鉴赏》和《评谭论说录》）相继问世。莫不受到先生的深切鼓舞，因而一发不可收拾。抓住退休之后完全自由支配的宝贵时光，又出5本散文集和1部词典。其中的3本傅先生或给题诗、或给序言。他思想严谨，语路清晰，下笔有理有据有分寸，因而充满醒豁的逻辑力量，给人留下实实在在的印象。比如我的《生命流程曲》，因是52年来的日记选编，先生在他的序言里，便抓住三个字大加弘扬：一曰“韧”（有韧性），二曰“真”（有真情实感），三曰“史”（有史料价值）。在讲到“韧”字时，他根据“作者从1959年9月14日进入大学之日起即开始写日记，直到今天（指2011年）从未间断，偶有失记，亦随即补上，52年如一日，总字数达1000万，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工程！”说的是的的确确的基本事实，因而令人信服，发人深思。又如先生在我的《世相人生吟》里的题诗，采用“嵌名”的样式，诗曰：

    许史无托最自由，
    新文如谢总风流。
    民情常系获民望，
    心底唯存社稷优。

    不用说，这里的字字句句全是基于对我的思想、性格的深刻了解的结晶，也是先生学识渊博的最好印证。包括我在内的读书少而又不求甚解的后学对前两句（“许史无托”、“新文如谢”）用典的深刻含意肯定是没法解读的。
    去年，我呕心沥血21年的《写作类典》终于付梓问世，先生闻讯后竟抑制不住心底的欢忭与激动，他在网上的来信中极口大赞道：

    新民老友：拜读大作，感概良多，精神伟大，干劲伟大，成果伟大，佩服，佩服！希望全书早日问世。……书出版后，好好调养，千万不要如此卖命了。祝千岁千岁千千岁！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获得的最高奖赏（三个“伟大”）和无限关爱（三个“千岁”）！只要心肌不死，我就要珍惜到永远，永远！
    先生伟大的人品尤其令我刻骨铭心。
    先生198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我也紧随其后，于1987年加入这个组织。1990 先生当选为民盟邵阳市委主委，我是他的部下（武冈市委主委），自此便有更多的联系。这位孜孜矻矻、日迈月征的恺悌名师、学界名人走出书斋、走向大同为民兴利、为民代言的崇高精神，尤其令人感奋！
他注重社会调查。他曾经沿邵水溯流而上，探寻污染之源，为邵水治污立下汗马功劳；他曾经乘吉普车，跑遍了邵阳市九县三区的每一条公路，为解决邵阳交通瓶颈问题献计出力；为了邵阳市的奶业发展，他曾三上南山；为了邵阳高等教育的发展，他殚精竭虑；为了邵阳的廉政建设，他慷慨陈词……他因此而先后被评为湖南省各民主党派为四化作贡献的先进个人、省市政协优秀委员是理所当然的。
    他为人处世，戴仁抱义，善气迎人。20年前发生的一件往事令我斯世不忘，常忆常新。我因两口子文化的巨大差异和性格的不相吻合，争吵的情况便时有发生，有时闹到几欲分裂的地步。先生得知这些情况，先是劝慰，后是批评。悃愊之诚，感人心肺！在先生和学校领导以及盟员同志的关心下，家庭的恶作剧很快平息、不再上演了——一对老夫妻不离不弃到今天。这原本是整个社会生活中并不少见的现象，可在一些不怀好心的人眼里，却成了他们推波助澜、打击报复的好机会。我这辈子无官无职，那时也不过是武冈市的民盟主委、邵阳市的一个政协委员、武冈市的一个政协常委而已。没想到遭到他们非常及时而又非常卖力的人生攻击，非欲罢去我上边的这些政治名誉上的职务不可。在一时的风浪面前，我的先生在民盟湖南省委和中共邵阳市委统战部的支持下，也同时在我所在的单位武冈师范的影响下（在闹剧的这一年，依然评我为全校的“先进工作者”），表现了坚定的政治气魄，卓越的理智思考，不以家庭的冲突掩大德，确保我在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政治舞台上一直表演到退休之后。不用说，先生是民盟邵阳市委所有领导中，旗帜鲜明地维护我人格尊严的第一人！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我应该永远记住这位在我人生的每个关键时刻总是高唱浩歌、助我前行的学富五车、年高德劭的良师益友，历史应该永远传扬这位节操高洁、影响深远的先生之风！          （许新民   写于2015-7-5）

    傅治同先生于7月8日9：37网上收读这篇文章后，回复道：

    新民老弟：大作收到，写得很好，情真意切，大气磅礴。只是溢美之词太多，受之有愧。
又：《读治同文存》亦拟收入（指纪念他80寿辰的书），祝旅途（指我行将出国赴印度尼西亚参观访问之事）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