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洋货运动是近代中国时常发生的一种现象。在以往的历史书写中，它被当做反帝爱国运动。然而，《近代中国抵制洋货运动研究》却展示了近代中国抵制洋货运动除反帝爱国之外的多个面向，最重要的是，它揭示出近代中国城市社会的深层变动是大规模群众运动发生的一般社会基础，这一深层变动包括思想观念、新兴群体、组织方式、交通通讯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多重社会网络。至于采取抵制洋货这种具体方式则与历史经验、人们的认知、民族工业的低度发展以及行动成本等因素有关。然而，抵制洋货运动注定不能持久，也很难达到预期目的（尽管有时候能达到部分目的），其深层次的困境是，政府、商人（典型的如洋货商和国货商）、工人、学生、政党等各方的利益差异以及对运动的态度，加上成本分摊机制未能建立，导致利益协调困难。虽然如此，在那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由于抵制洋货方式简便易行、人们的选择有限，近代史上的中国人却一再运用抵制洋货的方式做抗争。

吴志国专著《近代中国抵制洋货运动研究》

    扩大视野就会发现，那个时代的确是资本主义强国向其他国家（包括中国）输出商品与资本的年代。在列强向中国输出资本与商品的过程中，美、日、英均受到过中国人的抵制，美、英在第一次受到抵制后，均迅速改变策略，此后很少受到抵制；日本却一再受到抵制，是受到抵制次数最多的国家。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重大差异？可以说，列强在中国所面临的宏观环境是一样的，即便是在外资企业集中的上海，它们所面临的地域环境也仅有微小的差异，不足以导致对中国人对外资企业的态度差异。因此，就只能从外资企业本身找原因。所以，日资企业受到的抵制最多，在宏观层面上，是日本的国家战略所致；在微观层面上，又与日资企业的管理模式与方法、企业文化、企业战略、企业形象以及与当地民众的关系有关。

    历史虽已过去，但并未远去；历史虽然不会重复，但总有惊人的相似。2012年，因日本“购买”钓鱼岛，中国民众又号召抵制日货。然而，让中国人始料不及的是，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商品、企业也开始遭受一些国家民众的抵制和破坏。2004年，荷兰焚烧温州鞋的起因相对简单，但并未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2014年越南打砸华资企业，除了越南政府的政治宣传与运作外，恐怕也与华资企业的管理模式与方法、企业文化、企业战略、企业形象以及与当地民众的关系也有关涉。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华资企业都被破坏，有些就被当地民众自发保护起来。这些幸免于劫难的企业平时是怎么做的，倒真是值得好好研究。

    从几十年前中国人抵制别国的商品与企业到今天中国商品和企业被别人抵制，从中国的视角来看，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反转。但是，不论是哪个国家的抵制行为，尽管具体原因有差异，但其行为背后的基本原理却相同，这就是人类行动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历史研究既要揭示具体的原因，更要探索其背后的基本原理。这正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也是历史研究的使命所在。（社科院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