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以农民作家、无党派人士身份，当选汉寿县政协委员后，便将文史资料的搜集和写作，视为履行职能的重要使命。其中，搜集中国民主同盟早期的朋友翦伯赞的史料，即成为破冰之旅。

      那年9月，我自费“百里走单骑”（骑自行车），去翦伯赞故园——桃源县枫树维吾尔族乡采访。由于当时被采访者都忙于日常事务，又见我面孔陌生，只匆匆提供了一些史料梗概，难得有独特感人的故事情节，更缺少有血有肉的生活细节。而这点恰恰是史料作品需要的：只有独特感人而又具体生动的记述，才会再现那个真实存在的“过去”，才能体现史料的“三亲”性和厚重感。

      为达到这个目的，那年10月我第二次去桃源，找到时任枫树维吾尔族乡乡长的翦象友。1956年5月翦伯赞奉命回老家视察,走进儿时读书的翦家岗小学堂时，小象友就坐在翦老坐过的位子上，被翦老戏称为“你是我的校友呢”！并与这个同辈份的“小弟弟”拉家常（翦伯赞幼名翦象时）。此次，翦象友向我提供了一个重要情节。1966年8月，翦象友串联去北京，趁空看望已身处逆境的翦伯赞。翦伯赞向他聊起自己与史学家郭沫若感情交往中的一件事。1952年春天，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老虽然事务繁忙，仍然抽空拿起长锋羊毫笔，在白色宣纸上，应约为翦伯赞已经病故三年的老父题写碑铭：横额为“数学专家”，竖条为“翦奎午之墓”，落款是“沫若敬挽”。翦伯赞动情地说，当时他瞅着郭老那熟悉而颇有特点的行书字，良久无言，禁不住清泪长流：既是为亡父致哀，更是为好友的真情感动。后来翦伯赞将郭老题写的碑铭，托交那时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回乡的学生翦必成、翦万友，交给桃源县翦家岗老家的亲属了。说完此事，翦伯赞特意询问起老父墓碑的近况，当翦象友如实秉告已被造反派毁掉后，翦伯赞陷入沉默中……

      结束对翦象友的采访，我又赶往桃源县农校，再次找到翦伯赞的堂弟翦象阳老师。也许为我的诚心所动，翦老师提供了两个独特的细节：一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翦伯赞将自己心爱的橡木古椅赠给郭老，致使他“谢甚谢甚”不已；二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郭老许多次出国访问前或出访归来后，都要亲临北大燕东园28号翦舍，与老友翦伯赞叙谈。逢就餐时，郭老上桌后喊声“吃”，就动筷子了。翦伯赞吃饭离不开小朝天辣椒佐餐，荤菜中尤其少不得放辣，因此夫人戴淑婉做菜偏重于辣。而郭老只选适合胃口的菜，一个劲地吃；且先吃先放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和。 

      这些情节和细节，此前的任何资料和文献中绝无记载，如果不是出自翦伯赞的直接亲属之口，不是出自与他促膝交谈过的亲历者之口，局外人是无法知道的，也不可能想象、推理得出来。它是文史资料的“骨骼”和“血肉”，有它，史料就有了支撑，就鲜活了。我把这些情节和细节视为珍宝，原汁原味地记录在采访本中。

      随后不久，我又前往长沙市长郡中学，找到翦伯赞侄子、退休教师翦天予老人，向他搜集、核实翦伯赞的资料。并获知了翦伯赞次子、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翦天聪教授的联系方式。第一次与翦天聪通信时，他因与我素不相识，不愿提供家父的资料。为此，揣上汉寿县政协一位负责人的介绍信，第三次前往桃源，找到县委统战部的马志亮先生。马先生真诚和蔼，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应我的请求，从桃源县《翦氏族谱》上复印了有关照片。因此我再次对翦天聪去信时，特意寄去了他曾祖父母、祖父母们的遗像。他看到几十年未见过的这些遗照后，激动不已，亦为我的诚切感动，欣然寄来我所需求的史料。

      我通过努力获取“亲闻”的第一手史料，相继写出翦伯赞系列文史作品《“雄才今日识秦皇”》（人民出版社《人物》1992年第2期）、《建国后的郭翦之交》（人民政协报2003年1月9日）、《历史的天空，回荡的湘音—毛泽东与湘籍史学家翦伯赞》及中篇纪实文学《翦伯赞故园行》。这些篇什受到读者好评，也有外地政协领导、文史研究专家来电来信，给予我赞许和鼓励。2003年，常德市政协聘请我为“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搜集史料的增多，翦伯赞先生清癯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我梦境里。那是一位何等亲善、可敬的长者呀！我进入一种与他神交的境界，这是难得的写作佳境。

      往事如烟。为我提供翦伯赞史料的前辈中，不少人已经作古。我在感念他们的同时，也体味到：历史人物和事件是无法复制的，文史资料带有抢救性质，如不及时去找、去挖、去抢、去救，它可能就一去不复返了，造成永远的损失和遗憾！

      难忘搜集翦伯赞史料的经历，也感恩政协文史写作的苦乐岁月。是它，开启了我的心智，提升了我的品格，充实了我的履职生涯！（此文曾获湖南省政协“辉煌 60年．我与人民政协”征文一等奖。）（本文作者系常德市盟员朱能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