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学校经过两年“疾风暴雨”的“造反”浩劫于1968年终于开始了“复课闹革命”。但学校虽说“复课”了，“闹革命”的“风雷”却一点也没有减弱的征候。“清理教师队伍”的运动在驻校工宣队的领导下搞得教师们心惊胆颤，所谓“地、富、反、坏、右……等21种人”纷纷从教师队伍中揪将出来关进了“牛棚”（即“牛鬼蛇神”拘留室）。我当时还是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老师，虽然从个人身上查不出什么历史问题，但由于家庭“成份偏高”属于低人一等的“另类”，也被从城里“发配”到长沙县斗塘分校进行“建校劳动”，并兼任一个初一半工半读班的“负责老师”（因为“臭老九”不配当“班主任”故以此名之）。这个班，上午由几个科任老师上四节文化课，下午就由我这个“负责老师”率领他们搞修路挖塘等建校劳动。不久后，由于城里校本部“清队”运动需要，原本担任教学工作的的几个老教师都奉命调回学校参加“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去接受调查和交待问题了。这样，我这个“负责老师”就不得不把上文化课和劳动安排的任务独自“一肩挑”了。

    说起来我虽具有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的学历，但要把政、语、外、数、理、化、史、地、生、音、体等课程全部包揽担当起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治语文历史等文科方面的课程我还可以勉强对付，数理化等理科课程教起来可就力不从心了。因为我只能凭着十几年前初高中学习时打下的那么一点数理化薄弱的底子来应对。加之我那时一没有时间仔细备课，二没有同事可以商量请教，三没有教学资料可以检阅，更遑论有啥课本的《教学参考书》了。因此，许多情况下常常是课前看两遍教材在书上写点提示作点记号就匆匆上台开讲了。

    上语文课是属于自己“饭碗里”的事，自然难不倒我。那时候，上政治课也不算一件难事，一般都是宣讲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解读“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精神以及颂扬“全国山河一片红”神州处处“莺歌燕舞”的大好革命形势等等。其它课程的讲授除了处处要联系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外，首要的是要保证政治上的绝对正确不出一点差错，至于一般知识方面的问题出点纰漏倒无大碍，因为那时在“造反有理”的战斗中炼成的“革命闯将”们对于老师在讲课中有点知识纰漏倒不一定在乎或者就能发现，但他们的政治嗅觉却是十分的灵敏。如果老师在教学中稍有一点政治上的错误，那怕是口误说错一个词或粉笔写错一个字，被红卫兵小将抓住辫子上纲上线报告工宣队把你揪上台进行批斗可就惨了。

    上英语课是我最大的难题，因为我还是初中阶段学过一点英语（读高中时因为国家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学校英文课都改学俄语）。其时，我的英语本来就学得很烂，记单词常常靠注上汉字来读记，如husband（丈夫）就在一旁标上“黑漆板凳”四个谐音汉字。试想，靠这种方法学出来的英文发音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自是可想而知的事了。更何况光阴荏苒，十几年前学过的一点英语早已只记得几个单词了。拿起英文课本开始教第一课还觉得比较简单，不过是“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这样的课文内容罢了。待到教得两三课来，就啃不烂吃不消了，上课时便只好指定学得较好的学生带读，然后是一个接一个的单人读、分组轮流读、全班集体读，读熟了又背诵，背熟了又默写。如此这般，一节课似乎也颇有节奏混得过去。记得有一次上数学课时，是讲开平方开立方的内容。我对“开平方”的讲解还比较清楚顺畅，讲到“开立方”的公式时，就无论如何也讲不清公式的推导和由来，一时急得捏出一把汗来。为逃脱窘境我只好卖个“关子”，要学生先记住解立方的公式，至于公式的推导和由来则请下节课时再听分解。

    我的课堂教学全由自己掌控，教得是好是坏，也没有人来检查和过问，只有护校总管老徐有时背着两手巡视校区打从教室窗外经过时偶尔会向教室里觑望一下，或者伫足听听站个两三分钟。有一次上理化常识课，我讲到农机铁件生锈的现象时，便先问学生见过“铁”没有，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说“见过！”。当我说到“铁”的化学性质比较活泼在遇到空气和水分时易于氧化人们见到的都只是氧化铁而非纯正意义上的“铁”时，大家都恍然大悟地笑了。有一次，上生物课讲到蔬菜的营养问题时，我问学生为什么要吃菜，许多学生都说是为了“咽饭”。接着，我问一个嘴角发烂的学生，这是为什么？学生说是因为“上火”，我告诉他这是少吃蔬菜营养不均衡缺乏维生素B2造成的。令人意外的是，我讲课中的这两个片断恰好被巡视教区的老徐不经意地觑得和听到，在尔后的一次闲谈中，他夸说我讲课能结合生活实际，讲得深入浅出，灵活生动，引人入胜。其实，我那有他说的这么好，只是因为作为一个教学经验不足的青年教师，经常向老教师学习请教，不但常去听本学科老师们的课，还不时跨学科去听其它名老教师的课。老徐提到的这两起事儿，便是前几年在学校听课中从化学名牌教师王先生和号称“龚博士”的生物教师的讲课中“贩”来的。

    分校只有一个泥巴地的简易操场，竖了两个木板钉成的篮球架子，没有其它运动器材和设施。我因为当过几年兵，上体育课时教一教队列训练还是不成问题的。因此，在体育课上我常常是前半节教学生如何立正稍息等基本动作的要领和进行齐步走正步走的步伐操练，后半节则是“上课两个球，各人都自由”的分散活动，学生们玩得也蛮欢的。上音乐课时，我因为粗识简谱知识，便经常教他们唱毛主席语录歌，另外还班门弄斧地写了一首班歌，教给他们唱。举行主题班会活动时，开始都是唱“红太阳”毛主席的颂歌，最后则常在齐唱班歌声中结束。

    数月后，学校的“清队”工作告一段落，部分“罪愆”较轻得到“宽大处理”的“21种人”被从“牛棚”里“解放”出来有幸回到了教师队伍，我那“全科老师”的荒诞独幕剧也便就此落下了帷幕。（萧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