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长江正值秋汛，与“秋水时至，百川灌河”的黄河毫无二致，形成了汹涌澎湃的浩大水势。“江庆号”马达轰鸣，劈开浑黄的江水，穿峡入谷，穿云出雾，将两岸的层峦叠嶂抛至身后，简直是高奏抗日的凯歌纵情飞翔。
日夜兼程的巨轮在一个破败的小码头边抛锚。旅客不禁有点诧异：这轮船刚经历几个城镇，都是一掠而过，为何单单停泊于这荒凉之地？一探听，原来前面的江水中仍有日寇投放的两枚水雷未扫上来，因而从这里顺流至宜昌的几百里航道已封锁半年之久，现在还没有哪艘客轮敢冒险穿行。和“江庆号”处境相同，还有三艘江轮也满载旅客，滞留于此。他们隔着江水喊话，打手势，希望借此排遣点无奈和烦恼。
秋天的骄阳晒得甲板和船舱发烫，轮船行驶时有江风吹拂，还觉清爽，一停下来就像置身于火热蒸笼之中，酷热难耐。浑浊的江水带点腥味儿，不堪饮用，只有渴得要命了，旅客才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喝几口。沿江的大堤上有许多身着黄军装的日军战俘耷拉着脑袋默默地搬运东西。旅客一看见这些曾肆虐于中华大地的豺狼就义愤填膺，何况他们所犯的罪孽至今还阻梗着我们的行程。
当时有人透露，长江航运局曾千方百计地搜寻这两枚水雷，但杳无踪迹，估计在湍急的江水推动下已流失至下游一带。据此，有人认为，若敢冒险，平安闯过封锁的概率是很大的。但一连三天，几艘江轮都一动不动，瘫痪了似的。第四天清晨像惊动一潭死水一样，“江庆号”汽笛长鸣独自启碇续行。这可是一船人生死攸关的大事，惹得所有在场的观众，包括码头上的和其他船上的，都以异样的眼光目送着我们这艘特立独行的“江庆号”渐行渐远。
我和两个年纪相仿的男童沐浴着江风，在甲板上玩耍，快活极了。不知父亲为何将我喊进船舱，令我坐在床沿别动，我委屈极了。母亲躺在床上，本能地将弟弟紧紧搂在怀中，似乎要尽量卵翼起来；轮船猛的颠簸一下，有个阿姨竟神经过敏地惊叫起来……总之大家头脑中都绷紧了弦，高度警惕着可能訇然而至的不测之灾。我虽懵懵懂懂，也受了传染似的忐忑起来。这种时间一分一秒都在折磨人。
轮船行驶几个小时后，船长经过船舱。他三十岁模样，中等身材，剪着平头。知内情的人说他十九岁就在长江当水手，由于精明强干有魄力新提拔为船长。父亲迎上前，劈面就问：“船长，水雷扫上来没有？”
船长摇摇头说：“没有。”
“什么？太冒险了！这不等于送肉上砧板么？”身着戎装的父亲涨红了脸，语气咄咄逼人。
“长官，我也在船上呢，怎么会做没把握的事。”船长微笑着继续解答，“现在正值秋汛，江水猛涨，轮船没装货，吃水不深，不会触雷的。何况水雷可能早已飘移到远方去了。”
船长的诚恳语态和有理有据的分析平抑了父亲刚升腾起来的满腔怒火。事已至此，众旅客也不知如何是好。船长走后仍有人胸前合掌，祈祷上苍。沿岸山崖壁立，气象万千也难以拉直旅客的视线。直到下午有人高喊一声“宜昌到了”大家出舱观望，才个个笑逐颜开。原来码头上聚集了黑压压的人群在热烈庆祝“江庆号”冲破日寇的封锁，我们有幸成了他们渴望的胜利后首批顺江而至的亲人。
“江庆号”经过宜昌的码头放慢了速度，为的是让倾巢拥至右侧船舷的旅客与岸上的同胞有较充裕的时间尽情欢聚。双方都沸腾了！萍水相逢胜似兄弟，素昧平生心声相通。锣鼓声、鞭炮声、欢呼声汇成一片，形成高潮。许多年轻的旅客呼啸雀跃，那态势是要蹦上岸紧相拥抱；不少老年人只能手扶栏杆任其热泪夺眶。更有甚者是我们的船长，他爬上船顶脱掉衬衣向着岸上使劲儿挥摆。设身处地想想，他所表达的内蕴应更丰富，更激越，更动人。码头上“热烈庆祝‘江庆号’领航闯关”的巨幅横幅赫然在目，缓缓后移。顷刻之间，我们既受欢迎又被欢送。原有的一丝余悸早已灰飞烟灭。巨轮盛载着满舱满舱的激情，迎着万道霞光继续乘长风破万里浪。（彭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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