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1961年，中国的国民经济进入官方所宣称的三年困难时期，即老百姓所谓饿肚子的“过苦日子”时期。那时，举国上下，饿殍遍野，面有菜色的人们都在为吃饭那点事儿发愁。城市人虽然有最低粮食指标供应保证，情况较乡村好了许多，但走遍全城，也难看到一个大肚腩的胖子。今天，提起半个世纪前当时中国饿死数以千万计生灵的悲惨景况，对于坐在辛巴克、麦当劳的玻璃大厅里吃时尚、吃品位、吃文化的俊男靓女们听来，简直不啻是“天方夜谈”的事儿了。这段不堪回首的苦难历史，对于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降生的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公民来说，仿佛都在全民“失忆症”的逝水里洗灭了它的印迹。在我们这些亲历其境并且自幼就聆听着革命导师“忘记就意味着背叛”的教导长大的过来人的脑海里，却无论如何都是无法磨灭的惨痛记忆。纵然我拾掇的只是星星点点的历史碎片，不是也可窥见饥饿岁月真实景象的一斑吗？

（一）

    那个年代，我正在武汉大学读书，每个月30斤口粮的定量尚未減少，但饿肚子的味道还是尝够了的。其时，大米供应已经非常艰缺，我们吃的多是陈年烂蚕豆和发黑的红薯干蒸的缽子饭。至于菜蔬，总是看不到几点油星的厚叶卷心菜和白萝卜等少得可怜的几样菜轮流转。不到下课，肚子已是饿得咕咚咕咚响。第四节没有课的同学，便早早拿起碗筷在食堂门口等着开餐。人聚多了，大家便会情不自禁地奏起盆碗筷勺交响曲。门一打开，大伙便打冲锋似的涌向购饭窗口排队。有时排了好久的队快轮到自己购饭了，手往口袋一摸，却发现忘记了带饭菜票，又只得匆匆折回寝室去取票。经过这样来回的一番折腾，饭没吃上肚子倒已经气饱了。

    大四时，我担任班上的生活委员，主要职责就是每月到膳食科领取饭菜票发给同学们。记得当时有个来自香港的同学，家里不时给他寄来一些饼干之类的食品，他也常会躲在被窝里啃上几片，惹得同学们羡慕不已。平日，这个同学对发下的饭菜票也不像别的同学那样看得紧要把它锁在箱子里，只是随便放在书桌的抽屉内。有一天，同室的一个同学从他抽屉里一扎饭菜票中顺手抽取了几张，他想，自已又没有全部拿取，恐怕别人也难得发觉。可是，他这一聪明的“盗窃”行为却被一个突然闯进门来的同学撞见。事后，这个同学自然受到严厉的批判，还作了“触及灵魂”的深刻检查。自此以后，这个平素活泼欢快的乓乒球高手便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变得沉默寡言，连走路都常是低头避见同学。前些年，我在与一个大学同学的电话联系中得悉，该同学因不堪长期抑郁症的折磨已经撒手西去了。我想，他的悲惨结局，与他大学时代“盜窃”饭菜票问题所致的精神创伤大约不无关系吧。

    学校搞基建，我们年级的同学被学校安排参加一个月的劳动锻炼。按规定，每个同学每天有4两米（16两老秤）的粮食补助，基建伙房用它全部煮成稀粥，作为夜班干活休息时“打腰餐”。因为粥煮得稀，4两米粥足有两大菜碗多的份量，每个人都可以不限量放开肚子吃喝。头天吃稀粥时，大家都非常兴奋一个劲地傻吃。我也与许多同学一样，一会儿就往肚里倒灌了两三碗。放下碗后，摸着绷激得像面大鼓似的肚子只感觉胀得要开裂似的，便一屁股瘫坐在土坡地上歇息。最要命的是稍事休息后就要接着干挑土的重体力劳动，我真担心担子上肩一下会把肠子挣断的。这是我平生以来第一次尝到吃饱了肚子撑的难受感觉比饿肚子还要难以消受。当开工哨子吹响，我从地上挣扎着站起来拿起扁担准备干活时，忽然肚内翻江倒海，刚吃进肚里的稀粥连同眼泪鼻涕都一齐喷涌出来。当时的那种尴尬呀真是无法形容，好在这一呕吐以后肚子却轻松舒服了许多。

    为了解馋“打牙祭”，秋末时节的一个星期天，我与班上来自湖区的一个农家子弟老郭相约一起到校园附近的稻田里去摸鳝鱼。老郭是个抓鳝鱼里手，他只要一瞅准田里哪处有光滑的鳝鱼洞口，两手往烂泥里一包抄，便准能擒出一条大黄鳝出来。于是，我也学着他的法门两手插进泥夹里去摸，一会儿便喜出望外地触摸到一条滑溜溜的“鳝鱼”，连忙使用老郭教授我的方法，用食指和中指死死抠住它往上举到眼前，定睛一看，竟然是一条水蛇，吓得我顿时出了一身冷汗。折腾了大半个上午，终于抓到二十多条鳝鱼回去。虽然没有佐料和油放，只是和着清水煮熟，却也实实在在饱餐了一顿。还有一次，我与几个同学一道到珞珈后山去采野果吃。当发现一棵大树上有两头尖尖的不知名的坚果时，我们便搬起石头往树干上猛撞猛砸，黄色的尖果便纷纷掉落下地。我们捡了一些坚果，在山里烧了一些火灰煨熟了吃。可是，吃后不久一个个便腹痛呕吐起来，只得不事声张地去校医院看医生。医生说，他此前已经接诊了几拨因捡吃了这种坚果而致中毒症状的学生。谢天谢地，我们吃了些医生开的药丸后，总算都没有大碍。

（二）

    1960年暑假，我曾经回浏阳金刚公社桐子冲老家探亲。这次回去，因为父亲、二叔、二婶和四嫂都在近年内相继离世而不得见上一面。当我向家人问起他们是得什么病死的时，家人不假思索地说：“还不都是得水肿病饿死的！”聚坐在我身旁的家人和邻居，一面七嘴八舌地絮叨着社员们的苦情，一面纷纷捋起裤脚在小腿上一按一个深窝地展示给我看，似在证明其言不虚。他们说，社员中许多人都得了营养性水肿病，一个个走路偏偏倒，有的人走着走着就跌倒不起一命呜呼了。他们还说，灾情最严重的要数粽叶坡生产队，一年多内便死了19个人，而且大多数还是营养最亏欠消耗又极大的青、壮年人。

    那时，社员们大人每人每天只有半斤（16两老秤8两）大米，分作两餐吃，每餐只有4两米（125克）。唯一的办法，就是蒸饭时往缽子里多放水，但又不能蒸成稀粥，于是就发明了所谓“双蒸法”，就是第一次把饭蒸熟后揭开饭甑盖又往饭缽里加水再蒸一次，直到每粒米都吸足了水份成了爆米花似的才出甑。每到开饭时刻，孩子们便早早来到伙房，舔着舌头等饭吃。后来，社员们怀疑蒸饭的大师傅量米时对亲疏不同的人分厚薄，吵闹得不可开交，经过上级批准，队上就把米分到每户社员家里。每到蒸饭时，各家各户便把装好米的碗具送到伙房去。这样，蒸饭用的就不是过去那样一色的砂缽，而是大小不一形色各异且各人也便于识认的碗盏了。我记得6岁和8岁的两个小侄女因为一天只有4两米（16两老秤）的定量，一次只能蒸2两米（62.5克）饭，所以她们便用两个茶杯蒸饭。

    母亲每天装米蒸饭时，总是把自己的那一份抓出一把来放在孙子碗里，当家人发现要她不要这么做时，她总是说：“细伢子作孽呀，我一个老人少吃两口不要紧呢！”有一天，有个背着一根竹尾巴从西边石家村翻山越岭过来的半大伢子因为饿伤了瘫睡在我家的石门坎上，母亲看着他可怜，便把自己名下的一碗米饭省出来给这孩子吃了。孩子吃完饭后，才渐渐缓过神来，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他背竹尾巴过山来的来龙去脉。原来，他那两年前出嫁到石家村的姐姐已经怀毛毛了，妈妈嘱咐他把家里唯一的一只鸡婆连同生下的十只鸡蛋一起给姐姐送去补充一些营养。那时走亲戚，都不兴在别人家里吃饭的，孩子递上礼物后板凳还没坐热就急着要走。姐姐一把拉住小弟他坐下并迅速跑进厨房从他送来的鸡蛋里挑出两个煮了一碗荷包蛋要他吃下，可懂事的孩子横直就是不肯吃硬要挣脱回家。姐姐情急之下只好连忙从门前地坪上拖出一个竹尾巴作为回礼让小弟扛回家去，说是家里搭瓜棚用得着的。这样，孩子便背着沉重的竹尾巴哼哧哼哧地赶了十多里山路，途经我家门前时已是太阳打钭时分，因为大半天一直没有进食，只觉浑身乏力冷汗直冒，他便抛下竹尾巴踉踉跄跄地走进门来想讨口水喝，可是当他迈过门坎时却提脚不起，一个趔趄便晕晕糊糊地倒在了石门坎上。

    那时，村子周围山里土里凡能吃的野菜、草根、树皮都几乎扯光、挖光、剥光吃尽了，人们都在挖空心思寻找搞吃的新门路。有人把高粱秆扎的扫把解开反复锤打，希冀得到一点半瘪的高粱米粒来食用；也有人把挂在屋梁上风干留着当洗碗用的丝瓜瓤网取下来，用水泡上两三天煮来吃的。还听说有的青年人结伴到山洞里去抓“檐老鼠”被毒蛇咬伤了脚的；更有个别胆大的猛子崽到野蜂窝里去掏蜂蛹被马蜂的毒针扎个半死的。村民们实在找不到吃的了，就到深山去挖“白夹泥”——大约就是外地人说的“观音土”吧。这泥土吃进肚去就屙屎不出，伢妹子常常胀痛得在地上打滚，大人只好用手去孩子的屁眼里帮着抠。后来，这泥巴也就没人敢去挖着吃了。

    有道是“饥寒起盗心”，那时，乡间常会发生一些小偷小摸的事。队上食堂菜地的瓜菜经常被人偷吃，田里先打黄的谷穗也时不时被人捋了回去。到底是谁干的这种“好事”，大家似乎都心知肚明，但出于饿人们的“灵犀相通”，也没有人忍心去检举揭发。不久前，临近大队有个生产队的黄牛被盗了，这可是一个惊动邻近四方非同一般的大案，很快就报到大队和公社，接着上方就派公安人员来破案。一查，此事竟是本大队棉花冲一个名叫唐九师的人作的案。说起唐九师其人，我小时候就认得，他是个进纸棚“踩料”的师傅，人高马大，老实敦厚，当时只因抵不住饥肠辘辘的熬煎，便胆大妄为地偷窃了远邻大队一条黄牛宰了吃。他杀牛后，把牛肉藏在屋后山上一个废弃的的番薯窖里，吃完了一块半晚摸黑上山下窖又去割一块回来炖着吃。他的行踪虽然很隐蔽，但还是被家里溢出的当时难得一闻的牛肉香味出卖了他。后来公社把他五花大绑抓去批斗时，被失牛队上愤怒的社员一阵乱棒活活打死了。

    在家住了十多天后，不到开学我便返校了。半个月后，我就接到二哥的来信。他在信中说，在我离家的当天下午，就有住在坳背大队的堂伯衡大的儿子特意来找我，说是衡大伯已经病得奄奄一息，茶饭不思，就是想吃几个“浏阳烧饼”，他好不容易向别人借了三块钱，但手头没有粮票还是无法买到饼子，便只好提着个米袋子跑东家串西家去兑粮票。可是，他几乎跑遍了周围十多户人家，粮票都没有兑到手。他心想我是从城里回来吃国家粮的人，兑点粮票料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才寻上门来。可是，他何曾知道我带回的十几斤粮票早已交队上食堂买饭吃了，离家时也没有多一两的粮票留给家人。二哥在信中还告诉我说，在我离家以后的第三天，衡大伯就带着一个未遂的“烧饼梦”离开了人世。唉……（作者：萧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