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学生自觉的语言意识，是语文教学中需要贯彻始终、常抓不懈的大事。所谓“语言意识”，我以为，就是说写者深刻理解语言运用的重要性，并在语言运用中有一种“职业”的敏感（语感），善于咂摸某种语言在一定语境中的意、趣、神、理和声、色、韵、味，从而找到一种最佳的表达方式，以便充分发挥语言交际的潜能。简言之，语言意识就是人们在语言活动中一种求准、求精、求新、求美的理论自觉。

    那么，如何帮助学生培养语言意识呢？首先要引导学生认识语言在说写中的特殊重要性。我告诉学生：文章的形式要素主要有两个：结构和语言。它们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相形之下，语言显得更为重要。这是因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同时又是“文学创作的第一要素”（高尔基）。文学作品的内容，它的多个组成部分，不但靠语言来表现，同时也需借语言把它们缝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成为完整的艺术形象。这就是说，语言不仅使文学的表现对象成为艺术上的现实存在，而且一切手法、技巧、包括结构等也只有借助语言才能体现出来。因此，尽管准确衡量，写作能力并不等于语言（文字）能力，但通常情况下人们把“很会写文章”说成“文字功夫很深”，谁也不认为这样表述不准确，这是因为语言文字的功夫，在写作过程中确实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对语言在写作中的重要作用，前苏联作家斐定有一句话说得极为中肯：“有结构不完整的好作品，而语言失败而能成为好作品的却不曾有过。”事实正是这样。《儒林外史》被鲁迅推崇为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高峰。然而对它的结构，却不无微辞：“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中国小说史略》）是的，结构的不完整，虽则对《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不无影响，但并未动摇它名著的地位。这不是别的，正是由于它艺术语言的戛戛独造，特别是讽刺语言艺术的创造，已经达到非常高妙的境界。对这，鲁迅是赞不绝口的：“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词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中国小说史略》）假定《儒林外史》的语言苍白、平庸，那么，它早已被历史的烟尘所淹没，断乎不会流传至今。通过这样反复论证，学生对语言的重要性，就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这就为确立清醒的语言意识奠定了坚固的基石。

    其次，要培养学生清醒的语言意识，语文教师不论在阅读教学还是写作教学中，都应兴趣盎然地引导学生“咬文嚼字”、比较推敲。“有比较才有鉴别”，在比较中才能使学生鉴别语言的美丑姸媸、精粗高下，并体会到精美语言的创作来之不易，从而强化自己的语言意识。茅盾《风景谈》中“高原夜色”一节这样描写山脊上慢慢出现牛和人的剪影：“这时候，忽然从山脊上长出两只牛角来，随即牛的全身也出现，掮着犁的人形也出现……”我问学生：这里为什么不用“显出”和“露出”等词语，而要用一个“长出”呢？学生一时瞠目结舌。在教师启发之下，经过仔细比较推敲，大家这才悟出一个“长”字表现牛角在夜色中、山脊上慢慢出现的渐变过程，最为准确，也极新鲜。“生”与“长”是近义词，我又举出唐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作为佐证。据此，我向学生说明：语言的美并非一般人理解的“华丽”与“花哨”，而在于作者行文时深刻理解一定词语的内涵，精细感受语言的特有情味与色调，从而准确地表现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如能这样，即使看似一个极为普通的字眼，也会闪闪发光。正因为如此，所以同是一个寻常的“长”字，在孙犁的笔下又另有妙用。《荷花淀》里孙犁通过妇女们的眼光这样描述抗日战士在荷花淀伏击日寇的隐蔽情况：“她们看见不远的地方，那么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荷花变成了人？……”这里为何又用一个“长”字呢？经过讨论，大家认为“长”在这里是“生根”的意思。就是说，隐蔽的游击战士像一株莲荷似的深深地扎下了根，不可动摇。这就生动地展现了游击健儿在伏击日寇时那种专注、镇定的神情，坚定、挺拔、稳如泰山的英雄风度。一个“长”字如何能表现这么丰富的思想内容呢？我向学生说明：词语在运用中的现实内容（情境意义）往往比它固有的含义（词汇意义）广阔得多、复杂得多。这是因为文学作品的语言要受两种制约：它既得服从语言的内部规律，又要服从艺术再现生活、展示形象、抒情言志的这一任务。接着我启发学生推敲：这里的“长”是否可以换上其他字眼？学生试着换成了“淹”“、没”“浸”、“泡”等，认为都不能传达出“长”字所能表现的种种情味。尤其是那个“泡”字，更有损英雄形象。至此，大家才深深叹服作家用字的精当、稳妥：看似极为一个寻常的“长”字，而竟达到了“不可移易”的境地。清代文论家刘熙载评论白居易的诗说：“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得。”（《艺概·诗概》）老作家茅盾、孙犁关于一个“长”字的妙用，同样是“用常得奇”，自然，欲臻此境，亦复“良非易得”。它要求作者对文字有极深的修养，对生活有细致的观察和独到的发现。特别是走笔行文时还得下一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锤炼工夫。看来，写作者要娴熟而出色地驾驭语言文字、就必须具有清醒的语言意识。

    作文是学生具体的语言实践活动。在此活动中，通过教师的指导、批改和讲述等环节更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语言意识。有一个学生写春天的假日带领宿舍里的几名小学生到山野里指导他们观察作文。事后写了一篇短文记述这次活动。学生文章写得很漂亮：“……花丛间、小溪旁，到处有天真甜美的欢歌笑语。清泉，从孩子们心里涌出来了，繁花，在孩子们的笔端开出来了。读着他们带着山野气息的习作，我那高兴劲儿就甭提啦！”讲评时，我要大家讨论“这段文章写得如何？有没有要稍加修改的地方？”大家异口同声赞扬，说是毋需修改。我告诉学生：从消极修辞眼光看，这段文章的确毋需修改，文从字顺嘛！然而从积极修辞眼光看，尚存“白璧微瑕”，就应略加润饰。末句：“我那高兴劲儿就甭提啦！”我把它改成“我心灵深处也展现出一个花红叶绿的春天。”这样一改就使这段文章在色调、情景（语境）上更加和谐。因为“适应特定的题旨、情境”是修辞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李白的名句“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为何脍炙人口、传诵不衰？就因为它巧妙地借眼前景物，写惜别情怀、可说是修辞适应题旨、情景的典范。讲解这一原理后，我要求学生反复品味原文的改笔，不少同学频频颔首，说明他们对“色调”、“情境”确有所悟。这就是语言意识比较清醒的表现。

    经常这样琢磨、推敲语言，使学生在写作中也逐渐学会了锤炼文字。有个学生在作文中写了这么一件事：秋收时，他挑谷子进仓，不慎摔了一跤，因而“谷子流满一地”。而他的底稿上却是“谷子撒满一地”。我问他为何把“撒”字改为“流”字。他说：“流”是比拟，生动些，也新鲜些，并且看到谷子倾倒出来的样子，确有“水流”的联想。作文讲评时，我大大地表扬了这位学生认真琢磨语言的钻研精神，肯定了这个“流”字的创造性，并引用了杜鹏程长篇小说《保卫延安》中与此类似的一个“漫”字用得极为精彩的句子作印证：“毛主席住的窑洞对面的山头上一早一晚就漫过牛群和羊群……”这给学生极大的启发和鼓舞。从此，学生写作中反复推敲字句也就蔚然成风。有个学生写他祖父在地主家做长工、“吃饱了残羹剩饭。”写后觉得“饱”字不妥。便几度更易，先后把“饱”字改为“够”、“足”、“尽”都觉不好，最后定位“厌”。是的，“厌”字确实准确些。讲评时我充分肯定了这种反复推敲、精益求精的写作态度。另一个学生提出，“厌”字还有推敲的余地。建议改为一个“腻”字。诚然“腻”较“烦”又更胜一筹。“腻”不光具有感情色彩，而且具有一定形象色彩，比“厌”情味要浓厚得多，把长工的苦处、地主的刻薄更加微妙地传达出来。这个“腻”字的迸出实为始料之未及。以上不断推敲、玩味字句的事实表明：学生写作实践中语言意识已经初步觉醒，这自然是个好的开端，鲜明地显示出他们语文学习过程中迈上了一新的台阶。

    课堂毕竟是个小天地，学生学习和运用语言的广阔天地在课外。因此，我们为培养学生的语言意识，还必须迈出课堂的门槛，要引导学生投身到沸腾的社会，去向置身于改革大潮中广大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在观看电视、电影、戏曲、收听广播和阅读文学作品等审美活动中鉴赏语言，以培养语言意识。还有，作为语文教师，更应把培养语言意识这一任务延伸到与学生广泛接触的日常生活中去。只有这样时时处处耳濡目染，语言意识才能在学生心田深深扎下根。我曾现身说法给学生谈了一点亲身的体验：有次在列车上我正昏昏欲睡，广播中歌星董文华两句唱词优美的旋律惊醒了我：“你问长城有多长？它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当时只觉得眼前一亮，感到一种强烈的审美愉悦。简短的语言形式里，蕴蓄着深沉的历史感和浓厚的民族意识，既空灵又浑厚，这是多么精粹、优美的诗的语言：“长城多长？”“13400里。”这样回答自然准确。然而，诗的韵味则荡然无存。这两句歌词完成了对日常语言工具性的超越，因而产生了“惊听回视”的强烈审美效果。听人唱歌，玩味歌词，对诗歌语言进行审美思考，不知不觉中就强化了自己的语言意识，提高了自己的语言鉴赏能力。又有一次，课后我和学生们闲聊。一个学生对我说：“张老师身体很棒！”我说，你下一个“棒”字，不够准确：只看到表面，形体庞然大物，体重85公斤。其实，我的体质很差，学生提出：谁能把我关于身体说明的散体语言改为较为整饬的对偶句。沉默了片刻，一个学生也许受到“弱不禁风”的启示抢着说：“恕我不恭，胡诌一下试试：张老师形体似鲁智深，体质如林黛玉”众学生喝彩。我也奇怪，这个对偶句是前些年我同某些好友开玩笑时的“即兴创作”，（不过，我的原作，上句冠以“庞然大物”，下句加上了“弱不禁风”）想不到事隔几年，这个蹩脚的对偶句又从学生口中蜕变出来。这大概就是前人说的“文心相通”吧。我想使两者沟通的应是那根看不见的红线——清醒的语言意识。

    学生树立了清醒的语言意识，写作中就能自觉地反复琢磨、推敲，不断修改、润色，有的甚至三易、四易其稿。这当中固然也有挪移结构、调换章法的，但更多的是修饰文辞、锤炼语言。“人功不竭，天巧不传。知一重非，进一重境”（袁枚《续诗品·勇改》）经过反复修改，学生写作水平普遍大幅度提高，仅一个学期向报刊推荐发表的文章就达八篇之多。行文至此，我想起著名教育家叶圣陶的名言：语文教学“教是为了不需要教”，作文批改“改是为了不需要改”。这话说的极为深刻。它是闪耀着辩证法光辉的重要教学规律之一。而要达到“不教”、“不改”又能学好语文的佳妙境界，我以为最关键的一招就是要扎扎实实培养学生自觉的语言意识。完全可以这样说：树立清醒的语言意识是一切写作者成功的必备条件，而能否培养并强化语言意识则是衡量语文教学成败得失的一把重要标尺。（作者张国鹄，系长沙教育学院支部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