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父亲肖敏颂诞生百年纪念，也是他逝世57周年纪念。父亲的一生很短暂，在43岁壮年之时就匆匆告别了这个世界。他有幸躲过丁身后一个又一个足以让他自己和我们整个家庭毁灭的灾难，在另一个世界安享平静，有幸能荣葬岳麓山并在此俯瞰人间大地一场又一场生牛死死的争斗。但他却无缘看到神州大地一次又一次惊天动地的巨变，无缘看到他的妻儿在漫长的半个世纪小的沉浮悲喜，无缘看到他的孙辈在新世纪一个接一个降生。父亲43年的短暂人生，幸耶?不幸耶?

    不管幸与不幸，应该说父亲短暂的一生没有虚度，他的一生是丰富充实的，是有许多可以大书特书的经历，许多足以让子孙后代引以为荣的故事的，是有许多值得后人铭记思索继承发扬的精神的。

    1914年农历6月20 日，父亲出生在湘潭—个虽已开始败落却仍然殷实的地主之家，四岁时生母就撒手人寰。祖父是一个坐吃祖业不事生产的人，三房姨太太，凹杆烟枪，父亲5岁起开始读私塾念古书，他的童年就在这样虽然钟鸣鼎食席丰履厚却缺少母爱和生气的环境里度过，所幸后来的学校生活给了他另一个天地。在长沙明德中学，在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他吸纳了广泛的知识，参加了丰富的社团活动，也接受了进步的思想，结识了同道的朋友，渐渐成长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一二九”的战斗洗礼，抗日救亡的血火考验，使他更趋成熟，他的生命绽放出美丽的花朵。他在讲坛上宣讲《论持久战》的精神，他用笔做刀枪，分析抗战形势，鼓舞民众信心，他和许多进步的文化人士一起参加各种救亡活动。然而，就在这样的战斗中，他不慎失掉了组织联系，好在他从没有停止为抗战救广奔走呼号，从没有停止他该做和能做的一切。

    1937年父亲大学毕业回到长沙，正值抗日战争由局部转向全面抗战之时，大批回湘学生和文化工作者云集长沙。父亲与谭丕模、吕振羽等组成“文抗会”党小组，创办《前进》周刊，主编《中苏半月刊》，为《观察报》写稿，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中。1938年，武汉沦陷，长沙吃紧，父母转到沅陵，在那里得到杨东莼的邀请，到广西桂林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任教，父亲任指导员，母亲任女生中队小组指导员。干校有地下党组织，有救国会活动，有大批进步教员，叶剑英、胡愈之、夏衍、千家驹等都先后被邀请来校作专题报告，一时拥有“华南抗大”的美誉。父亲在干校讲授“抗战形势讲话”这门课，贯彻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分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势，宣传团结抗战最后必胜的道理，对学生影响很大，他的讲稿《抗战形势讲话》由干校印刷成书。讲课之余父亲还从事译著，翻译了赫克博士的《哲学对话》一书，这是一本用对话形式写的哲学基本知识的普及读物，译著后来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在该书的序言中，父亲还记录了我的诞生，“那年(1940)冬天第二个孩子笃宋在桂林诞生时，终于完成了工作，望着桂林郊外沉闷的石山，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了却了一桩心愿。”

    1944年父母再度入桂，由友人陈此生介绍在桂林女中任教，4岁的我和6岁的哥哥随行。桂林吃紧后，经与陈此生、耿超白等商量退往贺县，准备以桂东南为据点，继续在教书的同时宣传抗日。不久，耿超白由重庆绕道到桂东南，带来周恩米同志的指示和民盟中央负责人给李济深、梁漱溟的密信，委托他们筹建民盟东南总支部。梁漱溟、陈此生旋即来到广西贺县邀请父亲参加民盟，父亲见耿超白等党内同志都参加了，认为这是党认可的，没有犹豫就加入了民盟，并被推举为民盟广西支部的执行委员。民盟东南总支部正式成立后，父亲又与千家驹、欧阳子倩等一起担任宣传工作，活动范围包括两广、两湖、福建、云南、贵州以及东南亚各地。在八步临江中学举办的“民主讲座”中，父亲是主讲人之一，他还负责编辑《民宪》月刊，在知识界影响颇大。

    民盟在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中诞生，集中了一大批有思想有见地、有正义感有政治抱负的知识精英。在国共两党争斗得不可开交时，民盟的成立确实给当时的中国政治吹进一丝新风，颇有政治号召力和思想活力，成为许多既不满国民党又对共产党心存疑虑的知识分子心中的依靠和归属。

    1945年日本投降后，民盟东南总支部迁往香港，改称南方总支部。父亲于这年年底也到了香港，继续从事盟务活动和文化工作。在港期间，针对国民党当局要共产党先交出军队才允许合法存在的反动舆论，父亲写了一篇《论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长篇政论，予以驳斥。文章在几个报刊上发表，后来还山香港智源书局出了单行本，在当时社会上影响较大。李鳌同志说他“读了这篇文章，深感其立论精辟，有说服力”。

    1946年春父亲离港回湖南时，民盟南方总支部就委托他考察湖南情势，相机发展盟组织，因时机不成熟，未能开展活动。1948年秋天，刘乐杨从香港带来民盟中央的信，委托父亲在长沙筹建民盟组织。这时革命形势日益有利，知识分子倾向革命的越来越多，并要求进步的组织关系。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父亲写了一信交刘禄铨带往香港，面交民盟中央负责同志。刘到香港见了周新民、李相符等同志，带回他们的回信，委托父亲负责在湖南建立民盟组织。遵照盟中央的指示，并与中共南方局长沙特别支部取得联系，父亲在长沙开展了地下建盟的工作。在当时的形势下组建民盟与参加共产党一样是有风险的，当时住在丝茅冲山上的我家就曾遭到戴鸭舌帽的国民党特务的骚扰，幸好其时父亲不在家，我与哥哥都记得母亲将一叠纸塞在放我们的小人书的书架上幸得无恙。地下党组织也曾安排父亲到江汉军分区暂避，父亲考虑到许多工作等着他做，因而没离开长沙，只在朋友家躲避了十几天。1949年2月，民盟湖南省支部委员会正式成立，父亲任主任委员。

    在繁忙和不无风险的组建民盟的同时，父亲还受聘为湖南大学副教授，讲授《政治学》和《比较宪法》，父亲是北京大学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毕业的，这两门课应该是他的本行。我家至今还留着父亲亲笔写的讲义，看着那写在毛边纸上的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我们感到无比亲切，也不禁想到父亲要是活到今天，在建设民主宪政的征途上，也许仍然可以贡献一份力量。

    民盟成立后，作为湖南民盟的主要负责人和文化教育界的代表人物，父亲参加了更多的社会活动和上层工作。1948年11月19日，父亲与李达一起应邀参加了位于河西桃子湖的方叔章(程潜的老朋友)家的座谈会，那是地下党授意的一次政治性聚会，主要是通过座谈时事启发程潜的亲信幕僚肖作霖、邓介松两人，通过他们对程潜施加影响。这次活动对于推动程潜起义起了重要作用，后来被称为“桃子湖会议”。长沙解放前夕，在地下党领导下，成立了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简称“迎解联”)，父亲代表民盟参加其中，8月5日傍晚，人民解放军138师进入长沙，6日晚，中共代表团入城，父亲和“迎解联”其他负责同志一起到东屯渡迎接。解放初期，省民盟的办公地点先后在湘春街的“安庄”和青石井，我小时候都去过，对那两处地方都有印象。

    1949年11月，民盟总部在北京召开一届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实际是一次全国代表会议，父亲与杜迈之、李鳌代表湖南出席。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全体代表并讲话，周总理在统战部举行的招待会上作了长达三小时的讲话，勉励全体代表和盟员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在这次会上，父亲与李鳌同志一起被指定参加盟章修改小组，并受托执笔起草。也是在这次会上，父亲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

    从1944而立之年在抗战烽火中加入民盟，从1948年遵照党组织和民盟中央的意图组建湖南民盟，到1957英年早逝，父亲一直在民盟湖南省委主任委员的职务上，在他心中一直是将此视为党交给自己的任务的。他把自己最好的年华，最成熟的智慧和才学，最干练的工作能力和领导艺术献给了民盟，献给了党的统战事业和文教事业，“为了祖国的民主和自由，为社会主义事业”，他“曾热情工作，有很多贡献”(引文为父亲墓碑上中共湖南省委的挽词)，他是值得我们铭记和怀念的，值得我们敬重和学习的。

    星移斗转，世事沧桑，父亲离开我们已五十有七年。今年我们迎来了父亲诞生百年的纪念，我们兄妹四人早已进入古稀、花甲之年，肖家的第三代也大都过了或接近父亲去世的年龄了。父亲的生命在盛年戛然而止，他留在我们心中的也永远是沉稳从容、儒雅谦和的不老形象。感谢民盟湖南省委对父亲的肯定和褒扬，感谢从未与父亲谋面和共事的民盟成员对他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