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4日，民盟湖南省委组织新盟员约谈，几位主要负责人分别讲述了民盟的性质、历史、精神、现状以及今后要做的事情。因为我是研究历史的，而且还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所以我对国共的历史以及八个民主党派的历史比较熟悉，因此，对于民盟的历史算是又巩固了一遍，可惜，温故而未能知新。但是，汤浊副主委讲解我国的政党制度设计，倒是使我顿有所悟，明白了不少问题。她讲，形象点说，中共是一个平民党，现在有八千多万党员，它的党员构成包括各级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军人，等等，各行各业都有，因此，可以说，它的党员与党组织是全覆盖，成为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正是因为中共建立了这样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才有强大的动员能力，这是革命胜利的一个基础，也是治理好现代中国的一个基础。而其他八个民主党派，均非平民党，其党员或盟员均有特定的范围（界别），比如民盟以吸收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原则上也不能在县以下基层发展盟员与组织。其他的民主党派也与此类似。这是我国现行政党制度设计的总体框架。从总体上来说，这种政党制度设计，蕴含着中国特色，体现着中国人的智慧。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是因为近两年我一直在探究王朝时代的中国与现代中国到底有什么联系，而今天的政治家们在治理中国时，从思想文化基础到治理结构，会受到哪些遗产有形无形的厚赠与制约。
      此前，我一直是从1940年代后的中国历史来理解共和国的这种政党制度设计。显然，不少人也是这么来理解的。但是，仅仅这样理解，还不够。因为它忽视了事实逻辑背后人们的思维方式与文化基因所起的隐形作用。直白地说，就是文化影响思维方式，文化不同，思维方式也不同，因此，共和国早期的政治家在进行政党制度设计的时候就与西方的政治家们有了不同的思路，最终，确立了执政党—参政党的模式（一个执政党、八个参政党），而不是套用多党竞争—轮流执政模式。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而这发明的基础，得益于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得益于熏陶、浸润这种思维方式的传统中华文化中的“和合”思想。

      “和合”思想是中华文化特有的哲学观念、文化理念和社会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核心所在。“和合”思想，亦被称为“和合”精神、“和合”文化，赋予了中华文明强大的生命力和延展力，使其五千年欣欣向荣、延绵不断，始终挺立在世界历史的潮头；为中国这个古老国家以与时俱进、海纳百川的姿态吸纳现代文明、开创崭新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和精神养料。

      “和合”思想与“竞争”相对，主张“和”、“合”，重点在于强调面对差异、矛盾、斗争时，采取会通、协调、中和的态度，努力化解各种张力，强调同体共生、互相依赖、相反相成，而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你输我赢，主张“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引申开来，可以得到“共生”、“多赢”的局面，所以，政党之间也并非仅仅是输与赢的关系，并非仅仅是“在朝”与“在野”的轮流执政关系，而可以是一主多辅、共生多赢的关系。在这种思想理念下，才能设计出一个执政党、多个参政党的制度。从功能上讲，一个执政党、多个参政党的制度设计，可以将尽量多的政治人才纳入体制内，提供尽力多的参与渠道，而不是使那些人游离于体制之外，以致出现政权更迭。

      而西方的政党制度，总体来看，大多采用两党制或多党制，凭竞选的结果，轮流执政，体现的是一种竞争思想，从哲学观来说，是非此即彼，从博弈来说，是零和博弈，即输与赢的关系。这种竞争的思想下的政党制度设计，尽管有很多优点，比如监督与制衡，但其缺点也很明显，最明显的，就是党派之间有很多斗争，尤其在竞选期间，将斗争放大，将政敌的缺点放大，从国家整体的角度来说，就是内耗，一方政治精英上台执政，另一方的政治精英就必须下台，即这些政治精英们不会同时服务于国家，政治精英们将较多的精力耗费于“党争”，有时候未能从更宏阔的国家视野来看待问题。国家的政策也因此缺乏连续性。而中国的执政党—参政党模式却给想为国家服务的政治精英们尽量多的渠道、尽量宽阔的舞台施展抱负。从这一点来讲，中国目前的政党制度设计也有其优势。从哲学上来讲，事物均可一分为二，有优点，也有缺点，政党制度也是如此。人们寻求的无非是是扬长避短，将其优点发扬，将其缺陷尽量避免，实在避免不了，也要尽量抑制。因此，我们还要继续探索怎样将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制度不利于民主发挥的缺陷避免到最低程度，更好地实践协商民主。

      自从严复将《天演论》翻译成中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一直以强劲的力量影响着我们，我们有意无意都是从这种“竞争”的思维方式出发来思考问题，而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反而被冷落了。现在看来，从“和合”思想来理解中国的政党制度设计，我们会更好地理解执政党与参政党对国家的共同使命、共同的目标，但在完成使命、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各自的功能、各自的担当又有差异。有了这个理解做基础，我们就能平和地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社科院支部  吴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