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如灯照我心

陈集亮

知道费孝通先生，是在1983年秋天，在当时由上海出版的《社会》杂志上；有幸坐在台下听费孝通先生讲的一堂课，是在1992年春夏之交，那时我是一个单位的文字秘书。前一次我视为精神上的晤面，后一次则是近距离的接触。因了这些缘故，我对先生的思想和智慧有了一些了解，他那坚持一生的平民立场，他看问题的全局观念，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是先生为我打开了认识社会的一扇窗户，也是先生赋予了我看待世界的一个新的高度。
   1983年秋天，我正好在湘潭大学中文系读二年级。时年18岁的我从同学处看到了一本由上海出版的《社会》杂志，看到了费老《江村经济》的一部分，从此我就知道了费老，也知道了当时一般人很陌生的社会学。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在当时的农村是非常稀少的。正因如此，看到费老的文章，我联想到了我的家乡，想到了那些只能填饱肚子的父老乡亲，也想到了那些因家境贫困而不得不辍学的儿时伙伴。在大学时代，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我有了一些寒暑假期搞副业的实践。为一个建筑工地抬过石头，为一个企业搬运过木材，还曾经邀约几个同学承包运送了学校教职工1984年冬天的生活用煤。经受了一些苦和累，但是也深切体会到了底层百姓尤其是农民生活的艰辛。自己总想为父老乡亲们做点什么。1984年，我做了两件在当时的同学中很有影响的两件事。一件是创作了一部以农村辍学少女为主角的电视剧《独轮车》，一件是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发起支援湘西建设的行动。电视剧的脚本后来被一家电视台拿去后没了下文，脚本还被弄丢了，我至今为此抱憾。支援湘西建设的倡议却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我们当时的口号是“中国振兴大西北，湖南振兴湘西”！1985年夏天，全国有好几十家媒体报道了我们的事迹。也就是那年夏天，我和我的几位同班同学，在学年实习的时候，没有选在城市的机关单位实习，而是在当时的国家级贫困县、也是贺龙元帅的故乡桑植县搞了为期一个月的社会调查，当时的题目是“对老少边穷地区义务教育的调查”。当时的调查获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教育局很高的评价。之所以有这一系列的举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费老先生注重调查的作风对我们产生了实际的影响，也是费老先生一直的平民立场对我们产生了内心的触动。这种影响一直伴随着我，我后来写作的一系列新闻评论，诸如《扶贫大业呼唤攻坚干部》、《如何减轻农民负担》等，都是这种平民视觉的产物。

1992年春夏之交，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费老视察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此时我是湘西自治州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办公室的文字秘书。费老先生在几天视察完结后，在湘西自治州州委的会堂里做了一次很重要的讲话，我当时的领导带着我参加了这次听讲。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偶像坐在台上，心里特别激动。看到满头华发而又侃侃而谈的费老，我听讲听得特别认真。记得费老说到湘西自治州的发展方向的时候，重点提到了该州的区位优势。他的大致意思我至今记得清楚，就是湘西自治州处于江汉平原和云贵高原的结合部，是湘鄂川黔四省的结合部，应该重点朝四省边区的物资集散中心和民族贸易的中心发展。我们当时犹如醍醐灌顶，听得热血沸腾。费老如同在高空俯瞰大地的视野，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湘西各民族干部群众热议的话题。在费老视察后没好久，几个文学界的朋友创办了《边区贸易报》，我因为平时爱写点新闻评论，被该报聘为特约编辑。我们的报纸在创刊号的一版上，重点摘登了费老的讲话。当时我把主标题作为“费孝通纵论湘西大势”。从此以后，费老这种从全局着眼观察问题的特别视觉，融入了我的工作中。我1995年半路出家回到家乡常德市从事新闻采编工作后，这种视觉给了我很多灵感。比如一个记者写了一篇某县一家从事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企业如何做大的报道，原本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工作报道。我从中发现该企业出口的大蒜和干辣椒主要系外省产品，于是我为记者重新拟定了“农业大市的遗憾”的题目，让记者重新采访布局，记者写下了一篇很有深度的报道，给本市的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前不久我就家乡常德的文化定位问题写了一篇题为《常德：文化碰撞异常激烈的地带》的短文，重点说到了常德作为四个结合部的事实，即：常德是云贵高原和江汉平原的结合部；常德是北方方言和湘方言的结合部；常德是荆楚文化和湖湘文化的结合部；常德是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的结合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我这是受了费老当年的影响。
    前不久，一直仰慕费老的我加入了民盟。我很高兴，我走在了先生当年走过的路上。时值费老先生100周年诞辰即将到来之际，拉拉杂杂写下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聊以表达对先生十二万分的敬意。先生自己无法知道，他如一盏明灯，永远照亮着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