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马 伏 枥

――记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吴兴勇研究员

吴兴勇近影

吴兴勇，男，民盟成员，1939年生于湖南邵阳，1960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曾担任中教工作，1980年考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

美国马腾博士说：“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他人的。人是一种社会动物，当把他和同伴隔绝开来时，他也失去了自己一半的力量。”作家吉普林说过：“狼的力量只存在于狼群中。”脱离了群体肯定会导致个体力量的巨大损失。这是吴兴勇研究员得知我们来意后的第一句话，吴老虽年过古稀，但思维敏捷，他对自己的翻译工作和研究工作娓娓道来。

一、在院情报所工作的前期（约1980年秋——1983年）。

这一时期，吴老主要翻译介绍国外的史学、哲学、文学和心理学的动态，译文几乎全部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杂志上发表。其中《美国的新世纪宗教》和《现代西德的长篇小说创作》在全国的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同时在以下三方面作了大量的研究：一是对科学哲学的研究。吴老是较早研究科学哲学的人，早在1982年开始研究波普尔、库恩和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有3篇论文在《求索》等杂志上发表，两篇收入人大的复印资料，其中的一篇为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二是对社会生物学的研究。吴老撰写的介绍社会生物学的论文在江苏的社科杂志上发表后，收入人大的复印资料。三是对楚国史的研究。吴老发表过研究楚国史的论文，但主要的工作是编写《楚国史论文题录》，“这项工作本是黄显孟同志开的头，我接着做，做得很详细认真，得到湖北、湖南乃至全国的楚国史研究界的好评，后来获院长陈学源同志批准，在本院印刷厂铅印成小册子，除广泛寄送和出售给全国各地科研部门、学者和研究单位外，还销往国外，中央图书进出口公司多次订购，但因印数有限，只卖给该公司一百本。”

二、在院情报所工作的中期（约1984-1989年）。

“这段时期因情报所改组，我在情报所的工作比较困难，但当时办公室主任李业远同志和科研处的史南飞副处长仍不断鼓励我，使我稍稍能有所作为。”这段时期的研究工作主要有：

①与一流的美国史专家的合作，推进对美国史的研究。两篇译文《美国史学对南北战争的研究》、《现代美国史学对北美独立战争的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世界史研究动态》上发表后，当时的全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会长刘绪贻教授“把我的经历作为自学的楷模，向研究生们宣讲，同时约请我翻译一期《美国史译丛》，介绍苏联的学术界对美国史的研究。”吴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独力译出15万多字，编为内刊《美国史译丛》1985年第3期（总第9期），介绍了20世纪美国的改良主义、美国激进史学、美国的政治学、军备竞赛、美国的自由主义学派、新政中的政治斗争、约翰逊总统的向贫穷宣战计划、美国国家的经济调节等。事隔23年后，“当我去武汉大学参加美国史年会并祝贺刘绪贻教授95岁大寿时，此事仍引起关注，并准备在学会刊物上发表我写的关于此事的文章。”除了翻译外，也曾写过不少有关美国新政和政治制度的论文。

②对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情有独钟，是因为这位作家的经历和我有点相似。”翻译出版了《暴发户秘史》、《美国史译丛》、《作家之妻》、《形形色色的巫术》、《阿·托尔斯泰童话集》、《母亲》、《卓娅与舒拉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爱情》、《鲁迅评传》、《周敦颐的著作和研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11部。“万事开头难，我的第一本公开发行的翻译作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爱情》，这部书的原文出自一位俄籍美国学者之手，要旨在于研究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琐事和他的创作的关系。我将此书译出后，于1988年以《灵与肉的炼狱》的书名出版，替我担任责任编辑的是何志明同志（原湖南社科院文学所研究人员），自己出资发行这本书的是唐灼灼同志（曾在我院印刷厂工作）。”该书发行了8万册。“社科院原副院长杨慎之同志评论这部书的译笔‘出神入化’”。社科院原文学所所长陈书良也在一家杂志上撰文，说这是一本好书，非地摊上的一般畅销书可比。200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总编郑纳新先生看中了此书，决定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爱情》作为书名重新出版，印刷精美，并大力宣传，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还登了2个专版介绍这本书。该书在外国文学研究界有一定的影响，“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研究员倪培耕先生告诉我，外文所的专家向江泽民等中央领导讲说俄国文学时，还特意提到这本书的内容。”1990年，湖南师范大学的颜雄教授（曾任中文系系主任和师大出版社社长）很赞赏这本书，“特地约请我翻译另一本陀氏的妻子的传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的爱情》，我应约译出后以《作家之妻》的书名在师大出版社出版（该译作在本院获奖）”。在翻译的基础上，他对陀氏进行了研究，写了一批论文，在《书林》、《云梦学刊》、《求索》等刊物上发表。其中发表在《书林》上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情悲剧》是分析作家的生活和创作的关系，《云梦学刊》上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后期小说》的主旨是把作家的创作分为早期和晚期，重点探讨晚期创作。

③有关环境和资源保护的科普文章的写作。这段时间，保护地球的环境和资源当前已经和各国的政治、社会密切相关，他写作或翻译了几十篇文章，在《环境保护报》、《新疆环境保护》、《大众科学》、《自然资源译丛》、《森林和人类》等报刊发表。

三、在情报所工作的后期（约1989-1993年）。

这段时期除积极参加了所里组织编写和发行《社科年鉴》的工作，还翻译了日裔美籍学者福田的影响深远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和苏联学者的分析批判文章。研究工作有：一是对匈奴史的研究。“苏联的匈奴史首席研究家古米廖夫的《匈人在欧洲和亚洲》在苏联的《历史问题》杂志上发表后，我见该文极有分量，便将其译成了中文，约有4-5万字。蒙刘助仁同志的帮助，在《社科情报》上分七期发表。我参照古米廖夫的观点，于1991年10月10日在上海社科院的的《社会科学报》上发表自己对匈奴西迁的见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来接连发表了7篇有关匈奴问题的论文。其中的一篇《论匈奴西迁的历史地理原因》（《史学月刊》1991年第3期）除了被人大复印资料采用和在湖南的炎黄研究会获奖外，还被中国社科院的《中国史研究动态》在总结1991年的历史论文时特意介绍，该刊物认为这篇文章是研究方法创新的代表作。二是对屈原的研究。1991年6月，应湖南国际屈原学术讨论会之约，编写了从1977年至1990年的我国大陆研究屈原及楚辞的论文题录，在1990年岳阳首届龙舟会的屈原讨论会上遇见了苏联的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先生（原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翻译，苏联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我曾翻译过他写的几篇有关屈原的论文，在《古典文学知识》等杂志上发表，费德林先生十分满意我的翻译，指定其为他的参会论文。并将他的两卷集送给我，可惜后来被省社联强行索去，并且遗失。翻译了费德林的《屈原》部分章节，但因出版问题未解决，只好暂停。”

四、在哲学所的工作（约1993-1995年）。

哲学是包容一切的学科，在这期间，他的研究更广泛：一是对生死观的研究。对生死观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报刊上发表过多篇有关生死观的论文，又在《医学和哲学》等杂志或文集上发表过介绍苏联研究生死观问题的文章。“当时苏联哲学研究会主席弗罗洛夫写的论文《论生命、死亡和不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我将其全文翻译，在情报杂志上摘要发表，影响较大。”结合西方哲学和我国古代的哲学写成《死亡学笔记》一书，但出版受阻，“幸亏副院长陆魁宏同志的大力关注，为我争取到省社会科学资助办对优秀作品的资助金，得以于2000年5月在湖南出版。”该书于2002年获得湖南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6年，同一题材的著作《论死生》在湖北出版，2007年获得中南五省优秀图书奖。二是对巫术的研究。“受苏联学者格里戈连科的启发，我翻译了他写的《形形色色的巫术》一书，全赖段光玲(中国第一批留苏学生)同志之助，我的这部译著于1992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关于巫术，吴老认为科学起源于巫术（如《易经》、中医、针灸、化学等），艺术和宗教也起源于巫术（如傩戏，楚辞、道教等），但巫术和科学有根本的区别。巫术将始终与科学共存。三是对儿童教育的研究。参考苏联一位心理学家的著作，吴老在《学前教育研究》2000年第1期，第2期，第3期上连续发表《怎样教育难管教的孩子》的文章

五、在炎黄所的工作（约1995-1999年）。

一是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在何光岳同志的帮助下，我撰写的《炎黄源流图说》于1996年10月出版。”该书的文稿由李学勤、刘彬徽等资深专家审定，与史实符合。此外，撰写了传记文学《一代兵仙韩信大传》（1999年5月出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上古史的论文，如《嫘祖，丝绸与炎黄文化》、《论吕振羽的殷商研究》、《炎帝与中华民族》、《论汉族与异族的战争》等。

二是对姓氏的研究。“由于何光岳同志的牵线搭桥，我参加了江西人民出版社社长林学勤同志策划的中华姓氏文化丛书的写作，并被聘为中华姓氏文化中心的研究员。”出版了《邓姓史话》（2000年11月出版）、《魏姓史话》（2004年10月出版）、《谢姓史话》（2007年3月出版）等三部著作。其中《魏姓史话》重点记述魏源的生平和贡献，还对魏源进行了研究。

三是人物传记的写作。《一代兵仙韩信大传》曾引起轰动性的全国性的盗版。“江苏淮阴的韩信研究会也聘我为副会长。”出版《卡耐基》（1997年12月出版）、《海伦·凯勒》（1998年1月出版）、《南丁格尔》（1998年1月出版）三部作品。“两部《马可波罗传》手稿被组稿人背约盗走”，对此吴老心里愤愤不平。

四是与研究鲁迅的专家的合作。开展对鲁迅的研究，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师大出版社社长颜雄教授约我翻译苏联汉学家波兹德涅耶娃的作品《鲁迅的生平和创作》，（波兹德涅耶娃是苏联的语文学博士，1944年起在莫斯科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从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研究鲁迅的作品，20年如一日，于1952年荣获罗蒙诺索夫奖金。）“他只翻译了一个前言，全书56万字，全部由我翻译定稿，于2000年6月出版，由全国著名的鲁迅研究家陈漱渝和林非写序，颜雄教授写后记。”多年后，“A.卢基亚诺夫院士知道我翻译了波兹德涅耶娃的作品，对我十分赞许。因为他和波兹德涅耶娃很熟。”

五是翻译工作。吴老还翻译了《阿·托尔斯泰童话集》（1997年1月初版，已出版两次）、《母亲》（1998年12月初版，已出版6次）、《卓娅与舒拉的故事》（1999年1月初版，已出版两次）等苏联的名著。最近又翻译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2009年9月初版，已出版2次）

六、退休后的工作（2000年至今）。

一是历史小说的写作。《东亚风云》三部曲是长篇历史小说，横跨五十年。第一部《皇朝的崩溃（1894-1910）》写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之战役；第二部《共和乱世（1911-1930）》写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直皖、直奉等军阀混战和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第三部《血战中新生》从九一八事变写到日本投降。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作为重点书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推出。出版社誉为“史诗般的鸿篇巨制，再现五十年中日恩仇。”证实了周恩来总理对中日关系的“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评价。另一部历史小说《铁血中华》也作为重点书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推出。

二是对周敦颐的著作的研究。“《周敦颐的著作和研究》一书是在社科院领导关怀下的集体成果，我所承担的部分包括详尽的注释，这也可以说这也是我的研究心得。”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梁绍辉先生的指导和徐荪铭同志的帮助。“将周敦颐的著作译成俄文是我一生学习俄语的最好答卷，这份答卷已经得到了俄罗斯院士A.卢基亚诺夫的肯定，去年7月我在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参加12届全国俄国哲学研讨会，会见了许多俄国学者。他们对《周敦颐的著作和研究》一书的翻译和内容都十分赞赏。与会的中外人士对本书普遍反应热烈。”黑龙江大学是中国最初的俄语培训中心，俄语力量最强，超过北外和北大。“与会者都是全国最强的俄语专家学者。我之所以不惜花费，坐飞机直飞哈尔滨，参加这次大会，就是想检验一下这部书的分量。结果与会者都说，将古文译成俄文，这可是当今的俄语人才都不敢做的事情，因为他们的口语虽然顶好，但未必能看得懂高深的俄文书和读得懂中国的古文。”

七、老马伏枥

吴老编写和翻译的书（包括少数与人合编或合译的）已出版了42本，在他评上研究员以前只出版了6本，有14本是评上研究员以后出版的，有22本是退休后出的。“这一方面说明科研工作是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如果坚持下真功夫，厚积薄发，晚年将有丰富的收获；同时也说明我的工作并非只是为了评职称，我也没有因退休而停止做贡献。相反，我退休后的工作更努力，没有一天懈怠过。”

美国马腾博士说：“持之以恒是所有成就事业者的共同个性特征。他们可能在其他方面有所欠缺，可能有许多缺点和古怪之处，但是对一个成功者来说，持之以恒的品质则是必备的。”吴老从1954年起开始学俄语，直到1995年，41年如一日，手不释卷，俄语水平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即使受过21年的不公正的待遇，一直在广东省三水农场、邵阳市建材厂和建筑四队从事最繁重的义务劳动，有9年没有户口、房屋和粮食供应，流落街头，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俄语的学习。平反后，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俄语考试，被分配到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其第一部翻译练笔之作是《臣仆》，从1963年开始翻译，1983年译毕，前后有20年的功夫。到1996年才得以用《暴发户秘史》作书名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翻译和出书过程的苦辛只有吴老自己清楚。

《思考与成功》中指出：“一个人之所以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就在于他和周围的人群发生了一种特殊紧密的联系，就在于有一种极端重要的纽带将他自己和其他人连接了起来。”吴老说，“我的每一项成就都和我周围的人对我的支持分不开，都是许多人帮助我的结果，我以感恩的心情总结我的过去，没有我的家庭、我的同事、我所在的单位和集体、我所在的社会和国家对我提供帮助，我肯定一事无成。我一生的劳作更加算不了什么，只是在知识的海洋中捞到一点微末而已。荣誉属于国家，功绩属于人民，我愿意永远融合在广大的人民当中，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劳动者。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胜旧人。     （田智  徐华亮）

来源：湖南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