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君武

（民盟湖南省委副主委，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记忆中，至少曾七次在燕园里远观过丁先生。不用“丁校长”，而用“丁先生”，应是受某种影响所致，但一时想不起受何种影响。

     三十五年（共和国纪年，下同）九月上旬某日傍晚。左手拿搪瓷大钵，右手握不锈钢勺，我一路轻轻敲打节奏，与一同班同学快步走在31楼南侧道上，奔往学二食堂。突然，前行同学闪身让到路边，并回头悄声提醒我：新校长正骑车过来！抬头前望，见约十米开外，一高个老者骑一辆半新不旧脚踏车，正从学二食堂前路左拐过来。因是上坡，他弯腰使劲蹬踏板，气喘吁吁。稍近，见他五官端正，棱角分明，英气犹存，清癯略显，不似某些官员那般肥头大耳，颊高鼻低，顿生好感，不免多看一眼。转过弯后，他直起腰来，朝学一食堂骑去，夕照勾勒出其矫健身躯轮廓，把一头银丝衬得熠熠生辉。同学说新校长正在考察各学生食堂。从当年秋冬学期初开始，北大五个学生食堂的餐票可通用，原先某食堂餐票只能在该食堂使用的规定被取消。这一改革举措，新校长在多次接到学生打电话向他抱怨食堂伙食差后，果断推出。小小变革给数千学生用餐带来方便，且在各食堂间引入竞争机制，有助于伙食改善——若某个食堂饭菜品质较差，学生便会转身走向其他食堂。像改革开放初期绝大多数大学生一样，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什么是用脚投票。

     听闻新校长向以锐意改革、正直敢言著称，故在全校副教授以上职称教师和副处级以上管理者民主推荐校长人选中，脱颖而出。虽然他在就职演说中明言，不要期望他新官上任三把火，但他上任半年后，便在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烧起大大小小多把火。就我在读期间的有限了解而言，在其长校北大短短五年内，他先后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诸如：实行教师工资分学系包干；激励教师多授课特别是本科生基础课；允许学生有条件转换专业；鼓励学生辅修第二专业（攻读双学士学位）；大力加强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建设——这些学科在1950—60年代我国内地高校里先后被取缔，直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才得以恢复；重视发展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的新兴交叉学科，如设立管理科学中心（光华管理学院前身），扩展环境科学中心（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前身）；探索教学、科研与产业融合，鼓励和支持应用型学科教师创办公司，如创立北大技术开发总公司（北大多个知名校办企业前身）和北大新技术开发公司（方正集团公司直接前身）；等等。

    这些改革举措引领中国内地高等教育改革先风，在当时虽不无争议，但得到绝大多数北大师生欢迎、认可、响应和支持。尤其是有关学生转换和辅修专业的改革举措，深受广大学生欢迎。允许学生有条件转换专业，为本科生提供第二次选择专业的难得机会，从而使他们能选择更适合自己兴趣、爱好、特长和潜能的专业。而鼓励学生辅修第二专业，可拓宽本科生专业知识面，有利于培养交叉学科研究人才和社会适用面更广人才。我所在班级就先后有多位学生从外系转入，而我自己和若干同学则从三年级开始攻读第二学士学位。

    三十五年十二月上旬某日深夜。起哄尖叫声、饭钵脸盆敲打声、麦芽酒瓶砸地碎裂声、热水保温瓶撞地破裂声等等，种种嘈杂喧嚣，在熄灯后一瞬间，穿透紧闭门窗，混入寒风呼啸，在各宿舍楼间来回激荡。我正欲解衣上床，一听外面如此热闹，出于好奇，跑到32楼与30楼间路上一探究竟。见一拨拨学生络绎不绝从各宿舍楼冲出，朝三角地方向奔去。一打听，得知他们不满于学生宿舍晚十一时统一熄灯的新规，要去中关园校长家抗议。其实，学校做此决定前，举行过多场座谈会征求学生意见，大多数学生表示赞同，仅有个别学生表示反对。作为低年级学生，我并不反对该规定，因上午课多，需早睡早起。然少年心气，壮举舍我其谁，更兼不少人高喊“同去”，于是同去。途径三角地时，有人顺手砸破多块宣传橱窗玻璃，欲待再砸，旋被劝止，以不要转移“革命目标”为由。众生挤出东校门，来到中关园，聚集于第43栋楼前，群情激奋，人声鼎沸，不时有人怒气冲冲直呼校长姓名，要他出来“对话”。忽听得有人站在第42栋某套间阳台上大声喊话：校长不住43栋，而住42栋，但他今晚不在家。在一大片质疑声中，喊话者补充道：她是校长家属。因对话对象缺席，且深夜扰民于心不忍，何况住中关园者大多为本校资深教授，围楼学生遂慢慢散去。第三日，在发动各系负责人和各班班主任对学生做大量说服解释工作后，学校做出新决定：学生宿舍晚十一时统一熄灯的规定继续执行，因它符合绝大多数学生利益；各教学楼大教室可设置为通宵自习教室，以满足部分学生特殊学习要求。如此一来，那些原本持有异议的学生只得默然接受学校新决定，因他们总不能以午夜要在宿舍里神聊海侃、打牌下棋或从事其他非学习活动为由，继续闹事。学校新决定执行那天深夜，透过所在宿舍窗口，我看到一群人骑脚踏车从32楼与柿园间穿过，并听到有人说：校长，这片学生宿舍区已巡查完毕，看来没事。昏黄路灯下，唯见一老者满头银丝在微微寒风中颤动，格外炫目。

    后来听闻，校长当晚得知大批学生因反对学生宿舍统一熄灯，要来他家搞集体抗议后，便匆匆骑上脚踏车，出中关园后门，绕道中关村和海淀，从西大门进校园到校办公楼，临时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他没有命令校保卫处派人驱赶集会学生和保护自家，而是耐心等待他们自行散去。应当说，校长对学生宿舍统一熄灯事件的处理，比较机智、宽容和稳妥——始终避免与闹事学生直接冲突，不仅没有下令处分任何闹事学生，反而派人安抚劝解他们；在坚持学校正确决定的前提下适当让步，设置通宵自习教室以满足部分学生特殊学习要求，且堵住某些学生反对学校决定的口实。

   多年后反思起来，总觉得，因反对学生宿舍统一熄灯之类小事，而搞大规模集体抗议行动，有点滥用游行示威自由权。此类小事，即便有理，递交联署申诉状或抗议信即可。此次集体抗议行动若说有什么意义，那只能在于，它表明1980年代里北大学生行使自由权利、以反抗不合理或似不合理制度的意识很强，而校方宽容学生行使宪法所赋公民权利、以促进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气量较大。

     三十六年九月中旬某日下午。大报告厅兼电影院里人头攒动，上千学生或坐或站，还有不少学生陆续从寝室或教室赶来，纷纷涌进会场。大厅外稀树林里，亦聚集大量学生，有人振臂高呼口号，含“爱国无罪”、“抗日有理”等词句。集会学生要求校方允许他们上街游行，以抗议政府友日政策，包括邀请三千日本青少年访华。在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北大学生觉得，有必要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里，集体释放一通爱国激情。校长站在大厅主席台上，左手持话筒，右手不停打手势示意安静。因口号声彼伏此起，加上话筒效果欠佳，他只得声嘶力竭大声说话。学生的爱国心得到充分肯定，学生的反日情绪得到同情性理解，但学生上街游行的诉求反反复复、苦口婆心被劝阻。毋庸讳言，在其讲话过程中，不时有学生发出嘘声。一番劝说，满头大汗，校长脸上流下憔悴，透出无奈。

     劝导会后，仍有许多学生扬言要上街游行。校长指示有关教师和管理者尽最大努力做通学生思想工作。“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上午，近千学生拥挤在南大门内马路上，一波一波朝紧闭铁栅门推搡。除发出哐啷哐啷响声外，铁栅门没有任何其他应激反应。北大就是北大，连校门也如此坚固。有人站在路边石墩上，大声疾呼要学校打开大门，放爱国学生出去游行。校学生会可靠干部和各系学生管理工作人员急急赶来劝阻和疏导，先是把大多数学生引导到左近五四操场，后则监督和护送他们返回寝室或教室。仍有极少数学生从南大门越墙而出，或从其他校门侧户（正门亦关闭）零散溜出。不久后听闻，在回应一高层领导人质询时，校长也不知是谁下令关闭校门。

      在此次夭折大游行中，因要前往三教听课，我顺便绕道看看热闹，不意遭受惨重损失，新近所购平生第一双皮鞋的右鞋跟，在带节奏推搡中干干脆脆被踩掉，毫不拖泥带水。

      三十八年一月上旬某日午夜。市声沉寂，路灯暗淡，一辆大型客车缓缓驶入三角地，嘎声紧接噗声，车停门开，从车上走下数十个学生。一高个老者从书店台阶上走下来，迎接他们。短暂寒暄后，学生朝各自宿舍楼散去，其中有人回头向老者表示感谢，老者挥手，要他们快回宿舍好好休息。原来，为呼应上海等多地高校学生争取普选权的游行示威，以及出于其他一些政治诉求，一批北大学生不顾北京市新近出台的游行示威新规，未经申请获批，就于元旦上街游行，其中数十人被警方拘留。校长得知后，动员多方力量积极开展营救，所有被拘学生得以无事释放。他几乎全天待在办公室内指挥调度营救工作，直至子夜时分，得知分拘多处的学生全部被释返校后，才离开办公室，前来迎候他们。

      当时，我正从文史楼通宵自习教室回寝室，路过三角地，恰好看到这一幕。不禁联想起，六十七年前，同样有一名校长，积极营救在“五•四”运动期间被拘的数十位北大学生。

      作为阅历闳富、思致深远、识见超卓的学者、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两名校长其实并不赞成学生过多参与政治运动，而希冀他们兼顾读书与爱国，读书不忘爱国，爱国更要读书。

      四十年六月上旬某日上午。数百学生聚集在校办公楼前，要校长出来对某一不幸政治事件表态。校长甘冒巨大风险，站在大门口台阶上发表简短讲话。……大多数学生（包括我自己）在设身处地的理解中无奈离去。

      ……据载，他自己在民国时期就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而遭上海某大学开除，并被列入黑名单，不得报考在沪高校。

       两个月后某日，在庶几空无一生的偌大校园里，一老者走进数学系主任办公室，说是来报到，并请求为他安排教学工作。这老者，依上级主管部门年初人事安排，原可续任一届校长，但突然被免职。他此前本已多次提交辞呈，故坦然接受上级决定，乐意回到曾在那里教书四十多年的学系，重新做一个普通教员。

       四十一年二月下旬某日下午。京城早春，寒意犹浓，草色枯黄，树影灰蒙。我从研究生宿舍区前往图书馆，途径静园，偶遇卸任老校长，见他正在路边锁脚踏车，随后快速步入一院（数学系办公场所）。脚踏车还是那辆半新不旧脚踏车，骑车人头发更白，面部更瘦，背部不再那么直挺。

     去年八月以来，学生很少有机会在校园内见到卸任老校长。偶或碰面，学生依然亲切称他为校长。有次他对邂逅他的一群学生说，他已不是校长，不要叫他“校长”，叫他“老师”即可。学生回应道：正因您不再是校长，我们才叫你校长。他听后微微一笑，未置可否。

      当第二波改革浪潮席卷神州大地后，听闻这位离任校长多年的高等教育改革先行者，受时任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力邀，进入民盟中央机关，担任专职副主席，投身于参议政事。三年后，他届中接任民盟中央主席。又一年后，他当选为民盟中央第八届委员会主席。

      四十九年五月上旬某日下午。热烈欢快气氛洋溢于校园各个角落，到处可见百年校庆横幅竖条、彩旗图标。在校友分院系分年级聚会期间，老校长应邀出入一个又一个聚会场所（设于教学楼和膳食堂内）。每到一处，他都受到校友热忱欢迎。他不知疲倦，有求必应，与一批批校友合影留念。那些校友绝大多数是白发苍苍退休老人，想来不是因老校长现今身居要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而交结他，却是因他曾是开明好校长而亲近他。

         遥望老校长和新主席，见他风采不减十年前，作为老学生和新盟员，我甚感欣慰和钦佩。

      著名学者季羡林曾在百年校庆期间撰文提出，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人们永远铭记，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丁石孙。那些记得胡适、马寅初也曾执掌北大者，或恐不会无保留认同此论。但若就勇于革故鼎新力推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尽力保护和营救参加民主爱国运动的学生二事而言，蔡丁二公确有诸多相似之处，可谓时异而功同。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不用“丁校长”，而用“丁先生”，是受1917—1927年间北大风气影响。那些年里，胡适、傅斯年等年轻一辈北大师生提及蔡元培时，一般不称“蔡校长”，而称“蔡先生”。

      七次远观丁先生，前四次发生在生活区和教学区，接下来二次发生在办公区，最后一次发生在教学区和生活区。见面场所从生活区和教学区，转向办公区，又返回教学区和生活区，形成一条环路，似含某种秘意。

       此后二十余年里，无缘再见到丁先生本尊，仅在新闻报道中见过其影像。六日前晚上，惊闻先生仙逝，若有所失，隐戚莫名，遗憾虽多次遇见，却未曾当面道一声“丁先生好”。姑以此文，聊寄哀思。

                                                                                             2019年10月18日

（附注：打捞三十年前记忆，所述部分事件的具体时间地点可能有误，望知情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