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鹄
讲究“趣味性”,是我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孔老夫子“望之俨然”,但“即之也温”,与学生谈话中也曾迸出过“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的谐语。更为可贵的是,孔夫子还曾对“趣味性”进行过理论的探索与概括:“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语译:(对于有益的东西)了解它的人比不上喜爱它的人,喜爱它的人比不上乐在其中的人。使人“乐在其中”自然是浓厚的趣味使然。有见及此,故而历来的诗人、诗论家,都很看重这个“趣”字。唐.王昌龄提出“诗有三格,一曰得趣,二曰得理,三曰得势”(《诗中密旨》)。苏东坡主张“诗以奇趣为宗”(《宋.释惠洪《冷斋夜话》)清.黄周星则放言“一切语言文字未有无趣而可以感人者”(《制曲枝语》)近代梁启超则高度概括“文字的本质和作用最重要的就是‘趣味’”(《晚清两大诗词题词》)现代美学也认为,文艺的审美功能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对欣赏者审美趣味的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的趣味性可以说是同艺术本身“与生俱来”的一种品格和特质。而诗作为最高的艺术,特别讲究趣味,即追求“诗趣”,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诗趣”同其他事物一样,种类繁多,前人在诗论典籍中提及的就有机趣、谐趣、情趣、理趣、意趣、天趣、神趣、动趣、静趣、野趣等等,不一而足。就像春日原野上百花争艳,我都喜爱,而我情有独钟的则是那具有特异芬芳的一朵奇葩---“机趣”。
机趣就是机巧之趣,是诗人创作过程中“临机应变”或“借题发挥”的那种灵性和智慧的表现。具有这种特色的诗就称作“机趣诗”。例如人们耳熟能详的曹植《七步诗》:
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诗人以“同根生”的“萁豆相煎”暗喻一母所生的兄弟相残。且七步之内成诗,实在是文思敏捷、机巧睿智。难怪曹丕“深有惭色”(《世说新语.文学》)而顿时消弭杀机。此诗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很高的艺术价值,千百年来援引者众。姑举一例:“皖南事变”中周恩来《为江南死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对国民党制造内战起了很大的震慑作用。这就是《七步诗》在历史长空中的轰然回响。
中国诗史上有多“机趣”诗,恐怕暂时还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比之如游山观赏风景,异卉奇葩,虽不是漫山遍野都是,但只要你仔细观察,使你惊艳的花朵总会在你不经意间忽然触着。下面就采撷几朵与君共赏吧。
明代大画家唐伯虎,偕友人祝枝山同游一古寺,老方丈央其作画,唐挥笔立就:画一和尚背一妇女匆匆赶路。“阿弥陀佛,罪过!罪过!”见画,老方丈脸上顿时乌云密布。机灵的祝枝山连忙在画上题诗:“奇哉怪哉!和尚背个美裙钗。哦,想是目连游地府,目连背得母回来。”读诗,老方丈脸上立马云开雨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老方丈为何先惊后喜?这应感谢祝诗的奇思妙想。祝诗不粘在画上运思,而是超越画面,驰骋想象,故能“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祝通万里。”(《文心雕龙.神思》)自然一下就想到从宋代起就在民间流传的“目连救母”的佳话。经过这么一番艺术处理(对主题的精心提炼)原画的淫邪之气为之一扫,而代之以崇高、圣洁之感。难怪老方丈先惊后喜。反差之大,真个“化腐朽为神奇”,这应是诗的“机趣”的闪光。
在古代不光老练的诗人能写出“惊听回祝”、机趣盎然”的诗,就是少年儿童中也曾显露过这方面的才华。明朝英宗正统四年(1439)己末科状元施棨,自幼聪慧绝顶,人称“神童”。一次陪父亲在码头送客,不慎失足落水,幸得众人救起,上岸后,衣衫尽湿,颇为狼狈。但他诗思敏捷,当即一气呵成,吟成一首:
脚踏船头船便开,天公为我洗尘埃。
诸君莫笑衣衫湿,才向龙门跳出来。
吟罢,众人莫不倾倒。诚然,小小年纪,临机应变,才华横溢,让原本淋漓之身,立马变成灵光四射,豪气逼人。读这样的诗,有如突然瞥见一道闪电,让你眼前一亮,又像忽地闻到一股花香,令你沁入心脾。机趣诗的美感魅力,可见一斑。
“联诗”也是表现“机趣”的一种方式。联诗中开头固属不易,而结尾更难。因为酿制“机趣”、让人叫绝一般应是结尾。“盖主司(主考官)之取舍,全定于终篇之一刻,临去秋波那一转,未有不令人销魂欲绝者也”(《窥词管见》)清代学者李渔对结尾之重要作了极为形象的描述。试举一例:池中几尾蝌蚪在游动,一般人也许会驻足观赏,觉得好玩,不过也就止于“好玩”而已。而朱元璋与桂彦良,独运灵思,驰骋想象,则把它化作了令人叹为观止、洋溢着“机趣”美的“绝妙好词”:
池上看蝌蚪,分明古篆文。(朱元璋)
惟因藏水府,秦火不能焚。(桂彦良)
一个“化实为虚”,一个“化虚为实”,巧用想象,“思接千载”、“祝通万里”,宣泄出对暴秦摧残文化、毁灭文化的批判与调侃,寓庄于谐,极富机趣,“小蝌蚪”做成了“大文章”!真叫人浮一大白!
“赛诗”更是需要善于临机应变、借题发挥的高级智力活动,更能显示出“机趣美”的魅力。传说明代有届科举考试中,伦文叙和柳先开两位考生文章难分高下,只好由皇帝以“月亮”为题令两人各吟诗一首,以决定取舍。柳先开抢先吟道:
读尽九州天下赋,吟通四海五湖诗。
月中丹桂连根拔,不许旁人折半枝。
按:“蟾宫(月宫)折桂”:“谓登科也”(《辞海》),就是考上了状元。此诗气魄不小,有舍我其谁之势。但伦文叙也不甘示弱,当即高吟:
潜心奋志上天台,瞥见嫦娥把桂栽。
偶遇广寒宫未闭,故将明月抱回来。
孰料此诗气魄更大:“明月”都“抱回来”了,你还“连根拔”什么呢?自然皇帝只能点伦文叙为状元。这是伦文叙“赛诗”的伟大胜利,也是“机趣美”的大放光明。
有些富于灵感的作家或学者,在人家读错或写错自己或他人的名字时,也能当场即席吟出令人忍俊不禁的诗篇。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次迎接外宾的活动中,考古学家夏鼐在座,某报总编竟呼为“夏鼎”同志。作家白夜当即作“打油诗”戏谑之:
夏鼎同志你可好?夏鼐同志吓一跳。
偷我头上一个“乃”,还来同我打交道!
虽无多少微言大义可堪玩索,然即席作诗,颇含机趣,可博一粲!
又,中国科学院部学部委员(今称院士)朱夏在南京(古称金陵)开会名单上误成“失夏”。朱先生当即作诗嘲之:
铮铮铁骨何曾断?小小头颅尚喜留。
从此金陵无酷暑,送春归去便迎秋。
第一联以“析形”藏“机”,第二联以“会意酿‘趣’”,表现出学者幽默豁达的性格和机敏睿智的诗才。机趣横生,跃然纸上。
诗歌创作中的“临机应变”当是“长期积累,偶而得之”的“灵感”的闪现;而“借题发挥”则是诗作中习用的艺术手法。古典诗论中所谓“托景寓情”、“即物明理”,不就是“借题发挥”吗?不过,诗人所借的“题”(题材)大都是自然风光和人情世态。而对于冷冰冰的科学、技术的“题”,“借”的人相对而言就少得多。因为两者思维方式毕竟不尽相同:一个凭借“形象思维”(诗性思维),一个依靠“逻辑思维”(理性思维)。质的不同,其间自免不了“排他性”。然而,只要诗人巧运灵思,展开审美想象,运用“比兴”手法,即可融为一体,从而谱写出富有“机趣”、令人耳目一新的诗篇。不过与一般诗作不同的是:其“机趣”的酿造,不是深思熟虑,反复推敲,而是灵感触动,脱口而出,一吐为快。据说革命前辈谢觉哉(1894-1971)这首《住院作X光透视》(1962年4月25日)就是体检后当即对陪人(秘书)深情吟诵的:
行经万里身犹健,历尽千艰胆未寒。
或有尘埃待拂拭,敞开心肺给人看。
一般人作X光透视,关注的只是个人健康问题。而谢老则由此联想到革命者的思想品质与道德修养的大问题,格调、境界自是不同凡响。诗作首联运用“赋”体,直抒怀抱,明白晓畅,表现出为革命历尽千难万险而斗志弥坚、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为下联蓄势。尾联则迁想妙得,出以“比兴”,词浅意深,袒露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对人民披肝沥胆、光明磊落、严于律己、无限忠诚的高风亮节。读之真令人感奋!
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赞扬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同志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纯粹的人。(《纪念白求恩》)对照谢老的光辉业绩和崇高品德,这些美誉,他应是当之无愧的。我想,当今之世,这样的人如果愈来愈多的话,那么,我可以断言:我党实现“振兴中华”的“强军强国”的中国梦,必将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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