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林斯基说：“哲学家用三段论式，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用形象和图画说话”，从哲学眼光审视其思维方式当是有别于逻辑思维的形象思维。形象思维的特点是：不论反映的是客观世界抑或主观世界，都能做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从而使受众一见倾心，几欲陶醉。对这种由形象而迸发的艺术表现力、亲和力和震撼力，我们称之为“形象美”。美学家李泽厚说：“无论哪一种美，都必须有感性自然形式（形象），一个没有形式的美，那不是美。”（《美学四讲》），而诗就是通过语言巧妙搭配把情绪酿制成形象（意像）的艺术。由此可知：“形象美”是建构“诗美”大厦的基石，诗人莫不刻意为之。试看南宋诗人蒋捷的《昭君怨·卖花人》：

      担子挑春虽小，白白红红都好。卖过巷东家，巷西家，帘外一声声叫，帘内鸦鬟入报：问道买梅花？买桃花？

      这是一幅色彩缤纷的水彩画，也是一段声情并茂的戏剧小品。有声有色，情趣盎然。寻常生活写得这样生动活泼，富有灵气，真如早春带露的鲜花。“形象美”的程度确实是相当高的。“诗美”之精，其来自来，原来宋朝曾有“鲜花的时代”的艳誉。据《武林旧事》记载：从端午节到六月六，皇城临安的女子皆头簪茉莉花，一时茉莉花香飘逸在皇城内外，缤纷花朵游弋于里巷街衢，蔚为大观。从这种意义考量，《昭君怨·卖花人》与其说是一首栩栩如生的叙事诗，毋宁说是一帧气韵生动的风俗画卷，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昭君怨·卖花人》建构“形象美”的艺术手段是“白描”（相当传统诗学中的“赋”），而“白描”是一切文体的通用手法。诗作为最高的艺术，自有其独特的艺术手段。是的，“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致陈毅》），毛泽东一语中的，指出了诗艺的独特性。比兴并提，但质有不同：“比”是“借物为喻”，“兴”是“托物喻情”，然都离不开“物”（形象），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用“形象”说话。用形象说话就能引发受众的想象和联想，拓展其“再创造”的审美空间，从而使作品酿造成诗情，飘逸出诗美。试看汉代班婕妤的《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婕妤，汉成帝妃子，长于文才，雅擅诗赋。后因赵飞燕得宠而被谮退侍太后于长信宫，诗赋自伤。《怨歌行》即系其中之一。洞悉婕妤悲苦身世，就会醒悟：诗中咏叹合欢扇的手法，决非写实的“赋”，而是“借物为喻”的“比”。它是用秋扇之见弃，比君恩之中断。比譬贴切，体情细腻，把宫女失宠后的忧伤、悲凉心情，表现得楚楚动人，是封建社会宫女悲剧命运一曲催人肺肝的哀歌。因题材的典型，表现的真切，对后世影响极大，且长期流传中最后沉淀为“秋扇见捐”（比喻被丈夫冷落或遗弃）这一成语，至今仍活跃在文化人的语用中。

      “兴”除了“先言他物以引发所咏之词”（朱熹《诗集传》）的艺术功能处，还具有“象征”意味，含义更深沉、微妙，正所谓“比显而兴隐”（孔颖达《毛诗正义》）。例如今人陶俊新的《吊任长霞女侠》：

任其暴雨狂风骤，万里长空驻彩霞。

懿范丰功昭九域，落红原是报春花。

      任长霞，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长，在职期间成功侦破刑事案件三千起，2004年不幸以身殉职。全诗四句，只第三句“懿范丰功昭九域”为“赋”（系诗的主旨），其余均为“兴”。第一、二句“风雨”与“彩霞”的对抗，象征革命战士对敌斗争中显示出的凛然不可犯的浩然正气，即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末句“落红”与“报春花”的因果关系象征女杰深远的政治影响和其强大的感召力量，是全诗的最强音。诗篇文化积淀也颇深厚，首联运用传统的“镶嵌”修辞格，自然无迹的嵌上“任长霞”这个闪光的名字。尾联则暗用清人龚自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已亥杂诗》）的典故。这些艺术处理，显示出诗人精于构思的艺术功力，一定程度增添了诗的“形象美”的份量。全诗虚实相生，含蓄蕴藉，是一曲响遏行云的“人民公仆”的赞歌，其艺术风格则是优美与壮美的和谐统一。读后令人精神振奋，懦立顽廉，是氤氲着诗美，沸腾着诗情的精品力作。

      诗歌的艺术使命，既要讴歌真、善、美，又需鞭挞假、恶、丑。《昭君怨·卖花人》、《怨歌行》和《吊任长霞女侠》本身就是美的，当然要铸造“形象美”；那么，抒写假、恶、丑的人和事，也需要显示“形象美”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艺术都是美的，而作为最高艺术的诗，更应是美的极致。“诗使万象化成美丽”。（雪莱语）故而，诗中抒写丑的事物，决不能照相式的予以再现，而应饱和鲜明的爱憎感情，高擎审美理想的熊熊火炬，对丑进行揭露、嘲笑和鞭挞，从而激起受众对美的渴望和追求。正因为这样，故而面对一只吸血的蚊子，诗人都能把它表现得很有诗意 ，给人以美的享受，请看范仲淹的五绝《蚊》：

饱去樱桃重，饥来柳絮轻。

但知求旦暮，休要问前程。

      用“樱桃”、“柳絮”这样美的辞藻咏叹蚊子，把蚊子写得多美；然而，这并非肯定与赞扬，而是讽刺和揭露。从“柳絮轻”到“樱桃重”轻重的强烈反差中，暗示蚊子吸吮了人类多少鲜血，其残忍、贪婪的本性暴露无遗。“文学是人学”“咏物”即“咏人”。诗中的“蚊子”显然是贪官污吏的象征。把贪官污吏视若蚊蚋，足见范公对这些人间的“吸血鬼”的无比痛恨。这种深刻的表现决不是偶然的，而是诗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崇高人文关怀精神的折光。又比方，一掌在墙上打死一只蚊子，墙上涂着血污，这形象委实不美。可诗人笔下却另是一番景象：

      “一掌把蚊子浮雕在墙上/正法之后用我的血/写它的罪状”。（桑昌恒《打蚊子》）。

      出以象征，凝练深刻：“浮雕”是一种艺术形式，形象很美。但用在此处决不是赞美，而是宣判蚊子的死罪，把这个“罪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正法”、“罪状”系法律用语，这就给诗作注入了深刻的人文内涵，拓展了受众的想象空间。一个“血”字，更让人想象到人间形形色色的“吸血鬼”和“害人虫”，词语的“能指”向“所指”极度飞跃，实现了诗歌语言“超语义性”的审美功能。反复吟咏觉得这哪里只是写“打蚊子”，分明是“惩恶扬善”政治斗争的一种巧妙暗示，彰显的是人间一种浩然正气，奏响的是“正义压倒邪恶”、“美战胜丑”这样一支庄严肃穆的战歌。就在这“战歌”声中，作者胜利地完成了诗歌“形象美”的创造。

      在诗中建构“形象美”，除了运用“比兴”手法而外，娴熟地掌握“摹绘”技法，也是十分必要的。“摹绘”是一种修辞格，它是用具体生动的语言摹写表现对象的形状、色彩、声音和影像，给人以如见其形，如闻其声、如历其境的感觉，成语中有“绘形绘色”，“绘影绘声”。诗中“形象美”的建构自然也仰仗这“四绘”：

      一、绘形    请欣赏清·于天墀的《新月》：

伊谁家住暮云端，高挂镰钩不许攀。

想是嫦娥遮半面，羞人只露一眉弯。

      摹写“新月”，出以“比拟”修辞：用农家“镰钩”（拟物）和嫦娥“秀眉”（拟人）作比，天人合一，美妙传神，实为诗中描摹新月之佼佼者，又如今人杨孔皆《鸡司令》：“春妹喜当司令员，口吹铜哨手扬鞭。开餐恰似兵排阵，啄食犹疑雨滴船。拾蛋朝朝逾两百，赚钱月月上千元。阿哥相约黄昏后，青饲盈车下夕烟。”除颈联纯属“叙事”外，其余均为“摹绘，”形象细腻逼真，极富生活气息。特别是颔联“兵排阵”、“雨滴船”的比拟，极其贴切形象地展示出改革开放后农村劳动致富的火热场面，给人以如历其境的感觉，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一曲深情的赞歌。

      二、绘色  “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马克思语），特别引起诗人的审美注意，故而都乐于在自己调色版上惨淡经营。请看唐.张志和的《渔歌子》其色彩何等绚烂：“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需归。”青山、绿水、白鹭、红桃，青的箬笠，绿的蓑衣，黄绿的鳜鱼再配以“斜风细雨”这灰濛濛的底色，一副五彩斑斓的江南水乡春汎图，便赫然呈现在读者面前。无怪乎清代文论家刘熙载赞誉其为“千古风流。”（《艺概.诗概》）。

       究其实，绘色也不局限于实写自然风光。请看老诗人马焯荣《车过少管所》：

行人叹息此园中，桃萎李蔫病小虫。

但使园丁如父母，重教红白笑春风。

      “桃红李白，重笑春风”这象征性的“绘色”咏叹，寄寓着诗人美好的憧憬，闪耀出崇高的人文关怀精神，着想超越，感人至深。而其社会意义和美学内涵亦相当厚重，是巧于绘色的精品。

      三、绘声讲究绘声艺术是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篇就是“关关睢鸠”（《周南·关睢》）。“关关”摹拟水鸟和鸣声，以象征爱情的美好。杜甫更是绘声的“圣手”，被诗评家胡应鳞推为“古今七言律第一”的《登高》诗首联“风急天高猿啸哀”，通过“风急”、“猿啸”的“摹声”，奠定了全诗苍凉、悲壮的基调。《兵车行》则以绘声始，以绘声终。“车辚辚，马萧萧……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精妙的绘声，写出征夫与亲人生离死别的惨状，不啻对封建统治者的开疆拓土、连年征战的一份血泪控诉书。

      四、绘影绘影有一种艺术的优势，能在平面上显示出立体空间。绘画理作中称之为“透视”。这有两种情况：一、影子投射地上，如“沙上并禽池上瞑，云破月来花弄影”（张先《天仙子》）这叫“投影透视”。二、影子倒映入水，如“清晨天，云霞红艳艳，艳艳红天掉到水里面，彰河染成桃花片，唱一道小曲过彰河沿”（阮章竟《漳河水》这叫“反影透视”。诗中真实的绘影，可以使画面呈现出迷人的立体感，逼真地显示出诗歌的“形象美”。正如美学家宗白华所说：“影子虽虚，恰是生命是精神，是气韵，是动。”（《美学散步》），又如苏轼的《花影》：

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

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

      摹写花影，细腻生动，花影重重，如何扫得开？幸好日落西山，花影遁迹，然而玉兔东升，又卷土重来。从写景角度看确乎纤巧逼真。不过若止于仅写花影则失之皮相。“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东坡先生绝不会违背自订的诗学信条。《花影》必有深意存焉。是的，诗人是将“花影”比况奸佞之徒，赶不走、撵不开，即令改朝换代，又有一批新的冒出来。令人有“重重叠叠上瑶台”之感。而“邪臣敝贤，浮云障日”则正是封建社会病躯上一种顽症。从讽谕角度看，又极尽曲折的能事。如此厚重、复杂的内容，莫不从“花影”中隐隐透出，巧喻善譬，寄慨遥深，《花影》应是绘影的上乘之作，给于我们深刻的美学启示：诗人的创作活动，写貌图形，只是手段、是初阶，而抒情言志，才是目的，是天职。是呀，诗人尽兴铺采摛文中，切莫忘了创作的终极目的和神圣天职。须知：尽管竭虑殫精一味绘形绘色、绘影绘声，倘若叙写中不见诗人的“心灵显影”（老诗人丁芒用语），那也只是一副干瘪的生活复制图而已，而像苏轼《花影》那样形象描绘中沸腾着鲜明的爱憎，隐蓄着深沉的寄托，即闪耀着明晰的“心灵显影”，这才称得上是诗的“形象美”，这才是“味之不尽”的真正的“诗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