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等民主党派的成立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同呼吸共命运的过程。对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全国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都在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毛主席当年去学做肥皂想实业报国，又去学金融想经济报国，后来直接当兵，最后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救国救民的真理。我们熟知的长沙四大名校基本上是辛亥革命前后由一批有识之士建立的，他们想通过教育救国，到今天终于成为了百年名校。其实各民主党派成立的过程均是各界爱国人士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1917年，民盟先驱黄炎培先生倡导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想通过发展职业教育来拯救中国，追求“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理想，在全国办了几十所职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实业人才，有力推动了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抗战爆发后，中华职教社总部随之迁入今重庆黄炎培中学校园内继续办学。中华职教社就是中国民主同盟前身三党三派（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会）中重要的分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政团联合体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行动纲领，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各民主党派，中国现在的八个民主党派有四个是在重庆建立的。
民盟先驱鲜英先生为民盟等民主党派成立乃至国共谈判出了大力。鲜英，1885年生于四川西充县，为张澜的学生。20世纪初，张澜出任川北宣抚使时，鲜英与杨森、刘湘等分别在其身边担任参谋、护卫营正、副营长。1939年夏，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他鉴于国事日非，从此不再出任国民党的任何职务。虽经张群、杨森等人敦请，他仍婉言谢绝，决定弃政经商。鲜英先生从1929年起，陆续在上清寺嘉陵江南岸的小山之上兴建了十几栋或古典或西式或中西式结合的楼房、庭院和花园，鲜英，字特生，所以被统称为“特园”。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50多位中共人士都曾是特园的嘉宾，国共谈判时毛主席多次到特园会见各方名流；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等100余位社会知名人士都曾以特园为民主运动的大本营，不少人寄居于特园；冯玉祥、孙科、于右任、柳亚子、潘文华、刘文辉等国民党方面的要员、地方实力派也是特园的座上客。特园逐渐形成盟友如云的热烈场面。其客人少则数百，多则上千，有时全天开流水席，就餐的人随到随吃，鲜英散尽家财待客，自己一家人却是粗茶淡饭。由于鲜英待人接物优厚多礼、豪爽好客，毛主席誉称他为“孟尝君”。董必武、冯玉祥赞誉特园为“民主之家”。
民盟等民主党派始终是与中共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的。红岩烈士，早已熟知，这次来到实地参观，感慨万千。回到长沙后我又饱含热泪在网上观看了解密红岩系列视频。毛主席曾经深情的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就心理难过。”285位死难烈士面对敌人的折磨与屠刀，坚贞不屈，英勇倒下了，未来得及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共产党员的血与非中共人士的血流在了一块，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在他们的哲学里，只有高贵的生和壮烈的死，有了他们，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在这285位烈士中，还包括杨虎城将军在内的非中共烈士，盟员烈士就有27位，其中有创办《挺进报》的陈然烈士，有“双枪老太婆”之称的邓惠中烈士，还有只要脱离组织就可出国深造的西南联大毕业的刘国誌烈士等等。历史不会忘记他们，1991年，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委员在红岩烈士的墓地旁建立了一块民盟烈士纪念碑，可见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关头，民盟等民主党派始终是与中共走在一起的，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又一同转入地下并肩战斗。可喜的是最近海峡两岸的领导人终于会面，相信历史不会重演，和平是永恒的主.（天综支部 李新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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